(東西問)班瑪更珠：雪域高原“大學者”，如何助推中華民族共同體？

　　中新社北京6月9日電 題：雪域高原“大學者”，如何助推中華民族共同體？

　　作者 班瑪更珠(嚴永山)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副所長

　　班智達，梵語，意為“學識淵博的大學者”。在歷史上受到佛教文化影響的藏族、蒙古族傳統(tǒng)文化中，班智達是一個神圣的頭銜，因為傳統(tǒng)學術(shù)將所有知識歸為大小五明，唯有對所有十明學科融會貫通且具很高造詣，方能稱為“班智達”。

　　作為一種純粹以學識為衡量標準的頭銜，班智達與相關(guān)文獻中出現(xiàn)的其他類似頭銜，如“菩薩”“成就者”“圣者”“賢者”“上師”“譯師”等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

　　在雪域高原歷史上，不同時期都出現(xiàn)過很多班智達，他們勤學苦修、學富五明、辯才無敵、著作等身，為藏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和發(fā)展嘔心瀝血。他們的血脈里也延續(xù)著中華文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家國情懷，他們匡時濟世、經(jīng)世致用，勇敢地擔負起歷史賦予他們的重任，為推動西藏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進程，共同繁榮中華文化做出了不同尋常的貢獻。

　　薩迦班智達：赴涼州會談西藏納入中央管轄

　　1246年，在唐蕃古道上，一隊風塵仆仆的人馬向著涼州方向挺進。走在最前頭的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者——藏傳佛教薩迦派領(lǐng)袖薩班·貢噶堅贊，因?qū)W富五明被尊稱為薩迦班智達。

　　此前，一位蒙古將軍率部進藏，給薩班帶去一封蒙古王子闊端的親筆信，邀他前往涼州商談西藏歸附事宜。薩迦班智達對大一統(tǒng)的歷史趨勢有準確預判，知道遠赴涼州勢在必行。1244年，薩班攜八思巴、恰那多吉兩位年幼的侄兒一行從薩迦寺啟程，于1246年抵達涼州。

　　1247年1月，闊端和薩班在涼州舉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見，史稱“涼州會談”。會談后，薩迦班智達撰寫了著名的《致蕃人書》，最終促成西藏地方納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轄。

　　《致蕃人書》體現(xiàn)了薩迦班智達作為政治家的高瞻遠矚、作為地方領(lǐng)袖的擔當精神、作為謀略家的招撫藝術(shù)。在分久必合的歷史大勢順應潮流，是為當時衛(wèi)、藏、阿里各地政教領(lǐng)袖的唯一正確的選擇。在當時錯綜復雜的歷史環(huán)境下，薩班選擇堅定、思路清晰。他以形勢為依據(jù)，洞察是非、權(quán)衡利弊，一方面將闊端描繪為“尊崇佛法”的“汗王菩薩”，指出他會保護藏傳佛教；另一方面明示“癡想蒙古軍因路途遙遠而不至，妄想或可戰(zhàn)而勝之，凡譎詐諂誑等伎倆，必換來滅頂之災”，警告大家破除不切實際的幻想。可謂曉之以理、動之以情。

　　1251年，薩迦班智達這位歷史巨人最終長眠涼州，享年70歲。在其圓寂之后，薩迦派新任領(lǐng)袖八思巴繼承伯父的精神和歷史遺產(chǎn)，翻開了西藏歷史新的一頁。

　　多仁班智達：多事之秋掌實權(quán)配合中央對地方管理

　　貢布歐珠熱旦，出身于噶錫(亦稱“多仁”或“朵人”)世家，屬于西藏的名門望族。1730年，清廷追封其父噶錫鼐為一等臺吉，其兄噶錫巴·南杰次旦承襲，后加封輔國公、世襲罔替。

　　貢布歐珠熱旦自幼廣拜名師，接受系統(tǒng)的傳統(tǒng)教育，年紀輕輕便有“多仁班智達”之名號。1740年，噶錫巴·南杰次旦病逝，朝廷命貢布歐珠熱旦襲爵并接替噶倫職務(wù)。從此，這位擁有公爵爵位的班智達又稱“公班智達”，是西藏歷史上少有的掌握地方政治大權(quán)的大學者。

　　乾隆皇帝敕諭下達之時，西藏政壇正值多事之秋?？ね躅H羅鼐病逝后，其子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襲郡王爵，但他秉性暴虐、意圖謀反。1750年，駐藏大臣傅清與拉布敦誅殺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差人請多仁班智達暫時主持藏事，不料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屬下人等圍攻駐藏大臣衙門，包括傅清、拉布敦在內(nèi)的140多人被殺。勢單力孤的多仁班智達未能及時營救兩位駐藏大臣，乾隆皇帝在敕諭中對此有公斷。其后，多仁班智達按皇帝旨意，積極投入查緝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余黨，嚴加防守關(guān)隘，因穩(wěn)定藏事有功，在1751年噶廈設(shè)立之際，被任命為四噶倫之首。

　　多仁班智達在任期間，曾先后與七、八世達賴喇嘛及30多人次駐藏大臣共事，其間“不忤旨意”，除主持好噶廈的日常事務(wù)，還悉心協(xié)調(diào)各方順利完成達賴喇嘛的尋訪、坐床和攝政的推選、交接等重大事件，配合駐藏大臣的工作，落實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首席噶倫的輔國公多仁班智達，還曾被甲執(zhí)兵，于1779年至1780年率部前往三巖，協(xié)助成都將軍特成額將罪犯拿獲，審明于軍前正法。

　　瑪哈班智達：走出寺院連接西藏與國家

　　毛爾蓋·桑木旦第一次來到北京，是在1950年。那時，拉卜楞等地剛解放不久，作為拉卜楞寺已經(jīng)“功成名就”的高僧，他受六世貢唐倉大師委派赴北京學習。

　　1914年，毛爾蓋·桑木旦生于今四川省阿壩州松潘縣毛爾蓋地區(qū)，11歲入毛爾蓋寺為僧。1933年，年方20的毛爾蓋·桑木旦來到位于甘肅甘南的拉卜楞寺繼續(xù)深造。經(jīng)十年苦修，30歲時以優(yōu)異成績考取格西學位，4年之后獲拉卜楞寺顯宗最高學位多然巴。

　　如果沒有之后的社會變革和時代選擇，毛爾蓋·桑木旦大師可能和很多前輩一樣，靜心在寺廟內(nèi)撰書修法、講經(jīng)授徒。但隨著20世紀50年代的社會巨變，廣袤的青藏高原瞬間覺醒。在和平解放、民主改革以及長期的社會主義建設(shè)中，需要更多人才投入當?shù)氐拿褡骞ぷ骱徒ㄔO(shè)工作中，人才資源面臨嚴峻考驗。毛爾蓋·桑木旦這批學識淵博且又年富力強的藏族人才走出寺院，走向了新的工作崗位。

　　1950年開始，毛爾蓋·桑木旦在國家民委三司從事漢藏翻譯和校對工作。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毛爾蓋·桑木旦大師參加了“十七條協(xié)議”的校訂工作；1955年起兼任阿壩州《岷江報》藏文版編輯。1959年，毛爾蓋·桑木旦再赴北京，參加《漢藏對照詞典》和《毛澤東選集》第一卷藏文版的譯審工作；1978年，開始參與《藏漢大辭典》的編寫。

　　除此，毛爾蓋·桑木旦還致力于民族教育的發(fā)展。新中國成立前，他曾擔任拉卜楞青年喇嘛職業(yè)學校藏語文教師。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他曾先后在阿壩縣、若爾蓋縣、紅原縣等地多次舉辦藏語文教師培訓班，同時在川、甘、青、藏等省區(qū)及民族院校多次舉辦專題講座。至今活躍在民族教育界的藏族學者，很多人都受到了他的影響。他創(chuàng)作的一系列贊頌偉大祖國和民族團結(jié)的作品，入選五省區(qū)中小學藏語文統(tǒng)編教材。

　　毛爾蓋·桑木旦，作為一名新時期的傳統(tǒng)學者，在藏族語言、歷史、宗教、文學、藏醫(yī)藥以及天文歷算等方面著作等身，成就顯著，被稱為“瑪哈班智達”。由于在繼承和弘揚民族文化，發(fā)展民族教育方面貢獻突出，被譽為“當代三大學者”之一。

　　書生報國無他物，唯有手中筆如刀。雪域高原歷史上的班智達們，則以實際行動體現(xiàn)了中華兒女與生俱來的家國情懷。盡管時代不同，出身不同，身份不同，但他們都具有無與倫比的淵博學識和為國為民的使命擔當。從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到多仁班智達貢布歐珠熱旦，再到瑪哈班智達毛爾蓋·桑木旦，這些學富五明的大學者，都在重要的歷史時期肩負起光榮的使命，成為西藏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進程的推動者和參與者，成為繼承和發(fā)揚藏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繁榮中華文化的引領(lǐng)者和實踐者。

　　同這三位班智達一樣，西藏歷史上還有很多班智達，如果沒有匡時濟世、經(jīng)世致用的精神，那他們只能以“學識淵博、教法精進”的大學者身份被載入藏族文化發(fā)展的史冊，但他們面對偉大的歷史使命，毅然選擇承擔，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種精神，是全體中華民族共同的財富。(完)

　　作者簡介：

　　班瑪更珠，又名嚴永山，藏族，1979年生，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縣人。出生于白龍江畔，成長在碌曲草原。從小接受藏漢雙語教育，1998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系，2008年獲中央民族大學藏學專業(yè)博士學位。2008年7月，入職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藏學》雜志社，擔任《中國藏學》漢文版編輯。2012年，調(diào)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從事西藏歷史和藏族文化研究工作。先后參與完成《西藏通史》等多項國家級科研項目和應急任務(wù)，多次承擔社會調(diào)研和涉藏外宣工作，至今在國內(nèi)相關(guān)學術(shù)期刊上用藏、漢雙語單獨發(fā)表學術(shù)論文、譯文、綜述、文章近百篇?，F(xiàn)為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