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8日電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胡祖六在最新一期《財經》雜志上載文稱，中國過去一年來在宏觀調控上頗有成效，但依然面臨著通貨膨脹的壓力。國內外經濟環(huán)境變化趨勢和景氣預期，意味著宏觀調控不能就此偃旗息鼓。為了今后采用更合適、更有效的宏觀政策，延續(xù)經濟增長的良好勢頭，有必要對宏觀調控的一些認識上的混亂和實際決策中的誤區(qū)加以澄清和反思。

　　首先，宏觀調控的目標應當非常清晰地定為國內價格總水平的穩(wěn)定。當國內價格總水平穩(wěn)定時，其他的重要宏觀經濟變量(如實際GDP、失業(yè)率、經常賬戶等)更有可能獲得較好的平衡。物價總水平不是指單一商品(鋼材、原油或糧食)的價格，而是有代表性的加權匯總的最終產品與服務價格指數，最理想的是GDP平減指數。中國還應制定適當的“核心CPI”，以剔除特定產品短期因素的影響。此外，還必須特別關注資產價格包括房地產價格的變動趨勢，為宏觀政策提供更可靠依據。

　　中國的宏觀調控在主觀上有多重目標，這在客觀上造成了主要目標的模糊不清甚至目標之間的相互沖突，大大降低了政策的效果。不少官員和學者把宏觀調控簡單理解為壓縮鋼鐵、房地產等特定行業(yè)的固定投資，或者保障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這些雖重要，但非宏觀問題，卻與宏觀調控混在一起，導致政府不能適時對癥下藥。本來貨幣政策是為了影響總需求，如果總需求過旺導致了嚴重的通脹壓力，央行就有充足理由考慮加息。

　　其次，宏觀調控必須主要依靠市場化的間接政策手段，而盡力避免直接的行政手段。這就是尊重企業(yè)和家庭作為基本經濟主體的理性和自主決策權，甚至也尊重地方政府的自主決策權，只圖通過柔性政策措施來影響其資本成本、外部運營環(huán)境和未來利潤預期，從而誘導其自發(fā)地調整經濟行為。行政手段至少有兩大害處：一是容易矯枉過正，增加操作性失誤的風險，反而增加了“硬著陸”的概率；二是容易打擊傷害企業(yè)，尤其是私人企業(yè)的積極性，對未來就業(yè)和產出增長造成負面影響。

　　第三，宏觀調控必須注意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有效配合。在此番調控中，財政政策未能與貨幣緊縮措施有機同步配合。當內外需雙雙強勁、通脹壓力死灰復燃時，財政政策應有根本性的及時調整，變“擴張性”為“緊縮性”。過去兩年是中國減少財政赤字的黃金機會，有相當大的空間削減政府許多不必要的公共投資支出，尤其是一些“形象工程”投資。

　　第四，中國的宏觀調控應兼顧內外均衡，但國內經濟平衡和穩(wěn)定是重心，外部經濟平衡應從屬于國內經濟穩(wěn)定。在固定匯率制下，貨幣政策有效性大打折扣。一旦經濟過熱失控，通脹大幅上升，房地產價格泡沫形成，國內宏觀經濟將急劇不穩(wěn)定。而在匯率走向靈活后，即使人民幣升值而經常賬戶出現逆差，只要實行明智的貨幣政策，避免國內經濟重大失衡，中國經濟仍能保持快速穩(wěn)定增長。

　　最后，政府對宏觀調控必須胸有成竹，方寸不亂。曾幾何時，不少人斷定中國經濟是一個即將破滅的大泡沫。在一片危言聳聽聲中，投資者最擔心的是當局采用急功近利的措施，尤其是行政手段，搞“一刀切”、急剎車，加大“硬著陸”風險。事實上，在新興市場國家中，中國有最佳的宏觀經濟記錄，積累了豐富的宏觀調控經驗，完全有能力也有市場化的政策工具可以運用，成功實現調控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