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西方人對藏漢關系也有誤讀，他們忽視自7世紀吐蕃王朝和唐朝以來藏漢一家的關系，有意無意地夸大藏漢的對立和沖突。事實上，團結友好一直是藏漢關系的主流，彼此通婚的傳統(tǒng)佳話從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聯(lián)姻起延續(xù)至今。

　　如果他們真正把握了中國在西藏實行的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是民族自治和區(qū)域自治的統(tǒng)一，也許就不會提出“藏族自治”，困擾接觸商談的“大藏區(qū)”問題也就不會成為難解的結了。

　　還有不少西方人不了解中國這個人口大國的國情，把與中國其它省區(qū)一樣的西藏的正常人口流動說成“國家有計劃的人口遷徙”和“漢化西藏”。他們并不知道，藏人也在不斷向中國內地的大都市流動并定居，近30年來，從西藏和四川藏區(qū)遷移到成都市的藏人就有10多萬，北京現(xiàn)在也居住著近萬名藏人。

　　西方人誤讀西藏必然產生負面影響。由于誤讀，他們的西藏觀和西藏形象，許多都是虛幻的和不準確的，結果不但歪曲了西藏和中國的西藏政策，也誤導了流亡藏人和西方社會，推動“西藏問題”的西化和國際化。

　　西方人對西藏文化和藏傳佛教的偏愛者愛屋及烏，進而崇拜達賴喇嘛、熱衷“藏獨”，加上西方傳媒的炒作，促成西方人的西藏觀“一邊倒”。一些西方人出于對藏文化的興趣，轉而關注“西藏問題”。如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伯特•瑟曼、好萊塢知名影星理查德•基爾、知名電影導演馬丁•斯科賽斯，改信藏傳佛教，皈依達賴喇嘛，竭力支持達賴集團的“藏獨”事業(yè)。一些西方人受誤讀的影響，帶著同情弱者的心理，即使對西藏和“西藏問題”一無所知，只要看到流亡藏人的活動，都盲目參與。

　　誤讀西藏的主客觀原因

　　大多數(shù)西方人之所以誤讀西藏，既有歷史和現(xiàn)實的根源、東西方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差異，也有主觀和客觀原因。

　　一是西藏信息源的缺陷。上述西方人了解和認識西藏的主要途徑中，幾乎都是間接渠道。對于包括藏族學者在內的中國學者關于西藏的論著和中國傳媒關于西藏的報道，西方人知之甚少，這顯然是信息不對稱。

　　個中原因是：多數(shù)西方人都不懂藏文和漢文，而相關研究成果和報道又以藏文和漢文為主；關于西藏的材料、知識、信息和看法主要由西方傳媒和學者提供，多數(shù)西方人通過二手資料了解和認識西藏，實地考察或親身體驗者并不多。以電影為例，據(jù)統(tǒng)計，海外有關西藏的影視片有262部，其中達賴方面占133部，關于達賴的有39部，大部分攝于20世紀80年代，中國拍攝的只有9部，占3.2%，這就決定了西方傳媒反映或表現(xiàn)的是“西方的西藏”。

　　二是認識偏差。一些西方人夸大和看重藏族、西藏和藏文化的特殊性及其與漢族、中原和漢文化的差異和對立，縮小甚至忽視藏漢民族的共性和相互認同。許多西方人并不知道：藏漢有共同信仰——從印度傳入的佛教，藏族的本土宗教是苯教，漢族的本土宗教是道教；藏醫(yī)是在吸收了中醫(yī)和西域醫(yī)學的一些合理成分后形成的，二者在望、聞、問、切四診法等醫(yī)學理論上都是相通的；藏歷中的五行、十二生肖和六十甲子(繞迥)，與農歷也是大同小異；藏文和漢文同屬漢藏語系……一些西方人用靜態(tài)的眼光看待動態(tài)的西藏，其西藏觀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沒有變化，而西藏卻在緊跟時代腳步飛速前進。

　　三是意識形態(tài)和冷戰(zhàn)思維。還有少數(shù)西方人戴著意識形態(tài)的眼鏡和冷戰(zhàn)思維觀察社會主義中國，他們感興趣的不是西藏而是“西藏問題”，只看到西藏的離心力，看不到或不愿看到向心力；他們只希望西藏緩慢發(fā)展甚至保持原樣，不是真誠地希望作為56個民族和30個省區(qū)之一的西藏與中國其它地區(qū)一道和睦共處，共同繁榮；他們甚至還武斷地將中國傳媒對西藏的介紹和中國學者對西藏的研究視為“宣傳”。

　　四是語言障礙。由于多數(shù)西方人不懂藏文和漢文，自然難以了解中國的歷史、國情和中國人的西藏觀。認識到了這一局限的美國藏學家史伯林(Elliot Sperling)認為，美國政學界對中國關于西藏的研究成果了解不夠甚至輕視，不但導致美國對中國治藏政策的誤讀，也導致美國對西藏政策的失誤。他還提倡，通過研究漢文文獻來看中國處理西藏人權的方式。

　　五是精神需要。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當西方的工業(yè)化尚未完成、現(xiàn)代化正在迅猛發(fā)展時，進入西藏的西方人具有一種種族優(yōu)越感，懷著“西方中心論”和俯視的心態(tài)觀察西藏，其言辭充斥著對西藏和藏族的貶低甚至誣蔑，以此來獲得精神快感。瓦德爾(Waddel)的《西藏的佛教和喇嘛教》就是明證。

　　20世紀中葉以來，進入后工業(yè)化和后現(xiàn)代化的西方在反思現(xiàn)代化時，才認識到理性、科技和物質主義乃至西方宗教并非萬能的，于是將目光投向東方文明，尤其對注重精神的西藏文明和藏傳佛教情有獨鐘。這時，他們又帶著朝圣心態(tài)看西藏，將西藏文明和藏傳佛教神化，出于“自助”的心靈需要，制造了一個充滿神秘色彩的“香格里拉神話”。

　　了解西藏還應“眼見為實”

　　20世紀中葉以來，盡管冷戰(zhàn)和后冷戰(zhàn)的國際影響猶在，但還是有一些對西藏較為友好的西方有識之士，如早年的安娜•劉易斯•斯特朗、韓素音、愛潑斯坦、奧克森伯格、譚•戈倫夫、戈爾斯坦和弗里曼等。

　　西方人在“西藏問題”上“一邊倒”的局面也在發(fā)生變化。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國際形象的改善、國際威望的提高、國際作用的發(fā)揮和西藏社會經濟的巨大變化，一些西方人認識到客觀公正認識西藏和“西藏問題”的重要性。他們對“西藏問題”和中國治藏政策的視角，開始從“理想主義”轉變?yōu)楝F(xiàn)實主義，從“冷戰(zhàn)思維”轉變?yōu)檩^為客觀公正。

　　正是由于各種誤讀，導致西方人給自己設計了一個陷阱和牢籠——西方各種媒介共同塑造了“香格里拉神話”，進而又從“香格里拉神話”發(fā)展到被香格里拉神化，最終淪為“香格里拉的囚徒”。被誤讀的西藏形象之所以在西方人心中成立，是因為他們只按照自己的現(xiàn)實來理解西藏，將西藏西化。他們喜愛和接受的只是西方的西藏。

　　“百聞不如一見”，只有到西藏親眼看一看，西方人才能了解和認識真實的西藏。也只有“移情”和“換位”，摒棄“西方中心論”，以中國西藏為中心，才能真正理解與體驗西藏，從而糾正對西藏的誤讀，澄清對其模糊乃至虛幻和神化了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