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的新發(fā)展，體現著人類社會普遍的政治價值，從根本上說，支撐這些政治變革的普遍價值，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權

　　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這些重大變化，直接導致了現實政治的變革。從民主治理的角度來看，意識形態(tài)的創(chuàng)新直接促使或極大地有助于中國政治在以下這些方面的重大變化。

　　其一，黨和國家開始適度分離，黨的活動被限制在國家法律范圍之內。黨和國家不分，黨與政府不分，是傳統政治的最大特征。毛澤東把這種政治體制稱作“黨的絕對一元化領導”。改革伊始，黨的領導人就把“黨政分開”作為改革的重要內容，一度甚至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經過20年的努力，我們雖然還沒有達到黨政分開的理想目標，但畢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進展，打破了“黨的絕對一元化領導”模式。這方面最重要的兩個進展是:第一，中國共產黨自己正式宣布，黨不得凌駕于法律之上，必須在國家的法律范圍內活動，沒有任何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第二，黨不再代替政府作為直接的行政管理機關。中共的十三大政治報告還專門論述了黨政分開，黨不得代替政府直接行使行政管理職能，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首先是黨政分開，黨政分開即黨政職能分開。“黨領導人民建立了國家政權、群眾團體和各種經濟文化組織，黨應當保證政權組織充分發(fā)揮職能，應當充分尊重而不是包辦群眾團體以及企事業(yè)單位的工作”。并且重申，黨對國家的領導不是簡單的行政領導，而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政權機關推薦重要干部”。

　　其二，依法治國，初步建立比較完備的法律體系。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悲劇之所以能在中國發(fā)生，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法制不健全，政治統治依靠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鑒于這一慘痛教訓，中國領導人和知識分子在改革一開始，就特別強調法制建設，并且提出了建立“法治國家”的長遠目標。首先是修改憲法，并在1982年頒布了新的憲法。接著開始修訂和制定一系列新的法律。改革開放的過程，也是一個逐步確立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過程。從1979年到2005年，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共通過了400件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國務院制定了650多件行政法規(guī)，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7500多件地方性法規(guī)。中國政府的目標是，到2010年，基本上建成一個比較完善的法律體系。

　　其三，擴大直接選舉和地方自治的范圍。改革開放后，中國領導人把民主的重點放在基層，強調基層民主。在基層民主方面，最引人注目的發(fā)展當屬村民自治的廣泛推行。1989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guī)定在中國農村逐漸實行村民自治制度，國家權力機關不再直接管理農民事務，村長和其他村干部完全由村民自由選舉產生。據不完全統計，全國農村居民的平均參選率在80%以上。截至2004年底，中國農村已建立起64.4萬個村民委員會。中國目前13億多人口中有8億多是農民，率先在農村實行村民自治，對于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其四，推行政務公開，提高政治透明度。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政府開始重視政務公開。所謂政務公開，即指黨政領導機關主動地、及時地向人民群眾公布重要的政務信息，特別是及時發(fā)布與人民群眾利益相關的重要政策法規(guī)信息和政務活動信息。政務公開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及時公布政府的立法和決策信息，政府在制定法規(guī)或政策時，須在規(guī)定的時間內向民眾公示，讓利益相關者提前知悉，并且盡可能地聽取公眾的意見和建議。二是發(fā)布重要的政務信息，政府要主動地、定期地向公眾發(fā)布政府機構的設置、部門職能、辦事程序等相關的政務信息，使公眾享有足夠的政治信息知情權。三是公開重要的數據信息，政府開始定期公布本地區(qū)的社會發(fā)展計劃、專項規(guī)劃、國民經濟統計信息、預算方案和決算執(zhí)行情況等。四是司法公開，即在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治安、戶政、拘留、審判、起訴等問題上，政府相關部門要使相關當事人知曉這些警政事務，并進行相應的司法警務監(jiān)督。五是任前公示，即黨政權力部門的領導人在正式任命前，將擬任人選的有關情況公布于眾，在規(guī)定的期限內聽取公眾對候選人的意見。六是全面實施“電子政務”，各級政府開始普遍設立官方網站，并在互聯網上發(fā)布政務信息，進行網上辦公，直接處理公務和接受公民訪問等。

　　其五，建立服務政府，改善公共服務質量。這些年來，中國政府在建立服務政府方面采取了許多實際措施，主要有:一是大大簡化行政審批手續(xù)，方便公民。二是普遍推行“一站式”辦公，縮短審批時間，減少行政成本，大大地方便人民群眾。三是強化行政責任，實行各種形式的承諾制度和問責制，避免過去經常出現的相互推諉和“踢皮球”，對失職的政府官員進行行政處罰。四是應急管理和急事急辦制度，在“非典”危機后，中央政府帶頭建立了政府應急管理制度，并要求各級地方政府逐步建立相應的危機管理制度。

　　其六，實行聽證制度和協商制度，推進決策民主化。中共十三大就正式提出了“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要求，隨著近些年“聽證制度”、“咨詢制度”和“協商制度”的推行，各級政府在決策民主化方面有了突破性的進展。聽證制度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引入中國，開始在政府決策過程中發(fā)揮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央政府鼓勵進行政策聽證和立法聽證。

　　中國政治的上述這些發(fā)展，都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它們本身都屬于國內的政治改革。所有這些政治發(fā)展和政府創(chuàng)新，哪怕最初源于對西方文明的借鑒，也都帶有明顯的中國特色，都是與中國具體的國情相結合的結果。中國政治的所有這些新發(fā)展，都體現著人類社會普遍的政治價值。從根本上說，支撐這些政治變革的普遍價值，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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