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桂林10月29日電 題：如何從桂林石刻中讀懂中國文化？

　　——專訪桂海碑林博物館館長吳文燕

　　作者 周利朔 蔣豐慧

　　桂林石刻始于東晉，興于唐，盛于宋，延續(xù)于元，繁榮于明清。無數(shù)文人墨客、士大夫來到桂林，登山臨水，把轉(zhuǎn)瞬即逝的靈感刻入山石，闡釋中國山水文化。

　　為何桂林石刻有“北有西安碑林，南有桂海碑林”“漢碑看山東，唐碑看西安，宋碑看桂林”美譽？如何通過桂林石刻觸摸華夏數(shù)千年歷史文脈？桂海碑林博物館館長吳文燕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桂林石刻有多少？包括哪些內(nèi)容？

　　吳文燕：桂林石刻，包括碑碣和摩崖兩種主要類型。碑碣，指經(jīng)過開鑿石料并加工成碑材進行題寫鐫刻，置于特定場合的石刻；摩崖，是利用天然的山崖石壁，經(jīng)過開鑿碑面，在山體上直接題寫鐫刻的石刻。桂林今存石刻以摩崖石刻為主，石刻的數(shù)量、質(zhì)量在國內(nèi)摩崖石刻名列前茅。古往今來，眾多文人墨客在桂林山峰的崖壁上留下大量摩崖題刻。

　　桂林石刻現(xiàn)存約2062件，石刻的內(nèi)容涵蓋政治、經(jīng)濟、教育、歷史、宗教、文化、藝術等方面，主要分布于桂林30多座山峰。2001年，桂林石刻被中國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中新社記者：桂林山水為何能誕生桂林石刻？常言道“漢碑看山東，唐碑看西安，宋碑看桂林”，桂林石刻作為歷史文化遺產(chǎn)有何獨特性？

　　吳文燕：石刻在中國有著悠久歷史，而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形成桂林山清、水秀、洞奇、石美的雄偉景觀，文人墨士到訪桂林，將自己的所思所想留刻在桂林山水間的巖壁上，千百年間延續(xù)不斷，形成桂林“諸山無一處無摩崖”的石刻文化遺存。

　　桂林石刻現(xiàn)存唐碑28件，五代碑刻2件，宋碑469件，元碑26件，明代石刻327件，清代石刻441件，年代無考127件。宋代石刻數(shù)量居中國之冠，清代金石學家葉昌熾在《語石》一書中高度評價“唐宋題名之淵藪，以桂林為甲”，因此有“漢碑看山東，唐碑看西安，宋碑看桂林”之說。

　　桂林石刻內(nèi)容豐富，堪稱一部多方位反映中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甚至科技發(fā)展的“周南太史書”。如刻于龍隱巖的宋代《元祐黨籍》石刻，是反映北宋王安石變法這段歷史的唯一完整石刻；又如宋代石刻《乳床賦》，記載了八百多年前古人對鐘乳石成因和生長過程的獨特科學見解，成為中國最早考察巖溶地貌的文獻之一；而宋代呂渭《養(yǎng)氣湯方》，記錄了一方調(diào)養(yǎng)氣血的藥方，對所涉藥名、制法、用量和服法都有詳細記錄，具有研究傳統(tǒng)中醫(yī)藥學的文獻價值。

　　在研究中國山水文化方面，桂林石刻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桂林石刻記載山水紀游的詩文、題名、榜書等題刻占85%，傳誦千古的名句“桂林山水甲天下”，即出自題刻于獨秀峰的摩崖石刻。創(chuàng)作者將探索桂林山水的過程，以及游山玩水時的切身感受，在第一時間、第一地點刻于山石，桂林石刻較之文獻記載更具特殊的第一手史料價值。

　　桂林石刻中的許多山水詩詞和游記散文出于歷代名士大家，其文辭“皆典雅可頌”，借石刻得以保存?zhèn)魇溃构鹆质虛碛辛撕芨叩奈膶W藝術價值。如《全宋詞》中所收南宋詞人梁安世《西江月》、曾宏正《水調(diào)歌頭》，均為宋詞佳作，就采自七星巖和水月洞石刻。又如唐代的元晦、李陽冰，宋代的張孝祥、范成大、陸游等著名文人在桂林所遺石刻，皆可補充他們個人詩文集的佚缺?？梢哉f，桂林石刻是研究中國山水文化的一座文學藝術寶庫。

　　此外，古人訪碑也是桂林石刻的獨特亮點，在龍隱巖、龍隱洞的石刻留存中，就有三組兒孫訪父輩先祖的碑文。這三組并列而刻的石刻所流露的古人社會、家庭、時代故事及情感表達讓人動容，幼憶長，今憶古，站在這些古人追憶父祖輩的同一地點，也讓我們“跨時空”與他們產(chǎn)生了情感共鳴。

　　中新社記者：桂林石刻如何體現(xiàn)東西方文化交流？

　　吳文燕：在中國古代的石刻中，人們把依托于山崖開鑿出藝術形象的石刻類稱為摩崖造像。在作為桂林石刻重要組成部分的摩崖造像上，能看見古代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歷史。唐宋時期，桂林成為嶺南的政治中心和交通要道、中原文化傳播進入嶺南的重要樞紐。唐代寺院營建讓佛教高僧云游至桂林，佛教文化對桂林的影響從摩崖造像的數(shù)量上便能窺見一二。

　　桂林現(xiàn)存摩崖造像217龕642尊，其中唐代172龕520尊，五代2龕5尊，宋代26龕97尊，明代1龕5尊，清代3龕5尊，民國1龕3尊，年代不詳12龕7尊。這些作品中，《米蘭多靳瘞龕記》《安野那造石室記》《遛馬山造像》《貫休十六尊者像》等造像見證了東西方的文化交流。

　　描述杜火羅國人的《米蘭多靳瘞龕記》位于桂林西山，雕刻于唐上元三年(676年)。杜火羅國位于今阿富汗北部地區(qū)，疆土曾到達塔里木盆地東部，玄奘西行經(jīng)過該地?！睹滋m多靳瘞龕記》證明了杜火羅國與唐王朝的密切往來。

　　雕刻于唐景龍三年(709年)的《安野那造石室記》，是唐代絲綢之路背景下的產(chǎn)物。安野那是粟特人，粟特人來自中亞地區(qū)，自張騫通西域以來，粟特人就是絲綢之路上從事貿(mào)易最成功的商人群體之一。這件作品見證了粟特人在絲綢之路沿線的貿(mào)易往來和他們在桂林的生活。

　　此外，騮馬山還發(fā)現(xiàn)高鼻梁、蓄長須的力士造像。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仿刻、原作為五代高僧貫休(832年至912年)所繪的《貫休十六尊者像》，也具有高鼻深目的外邦人特征，作品有“胡貌梵像”之稱。從造像記載和龕形人物特征上，這些石刻都體現(xiàn)出西域風格。由此可見，西域文化沿著絲綢之路進入中國北方、中原地區(qū)，還傳入南方的桂林，在宗教、藝術、語言等方面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對桂林石刻采取了哪些保護措施？桂林石刻在今天中外交流中擁有哪些潛能？

　　吳文燕：20世紀60年代起，桂林普遍采用建造碑檐、碑亭和開鑿引水槽等傳統(tǒng)辦法對摩崖石刻進行保護。20世紀80年代，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對遭受破壞的疊彩山、西山等摩崖造像進行修補復原。2007年至2010年，桂林市與中國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合作，實施桂林摩崖石刻第一期保護修復工程。2017年1月，桂林市公布施行《桂林市石刻保護條例》，對石刻的保護工作起到積極作用。

　　桂林文物工作者對石刻的保護，主要集中在石刻載體保護、石刻本體保護、建立石刻檔案資料、采集石刻信息、數(shù)字化保護方面。如今，桂海碑林博物館藏品數(shù)量達8000余件，建立了桂林石刻藏品數(shù)字化存檔工作，利用三維數(shù)據(jù)采集將石刻信息數(shù)字化，保存石刻全方位信息。

　　桂林石刻吸引無數(shù)研究者前往探尋，也頗受國內(nèi)外學者青睞。中國著名歷史學家羅香林，于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協(xié)助下出版《唐代桂林之摩崖佛像》一書，使桂林石刻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文學價值較完整地保存至今。日本學者戶崎哲彥于20世紀90年代開始對桂林唐代石刻進行研究，先后出版《桂林唐代石刻研究》等作品，對桂林石刻及乳洞墨書進行系統(tǒng)研究與文化傳播，石刻中的精美書法助推了中日文化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采集桂林石刻信息所運用的傳拓技藝，不僅在保護工作中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成為桂林石刻擴大影響力的重要途徑，中外游客在此體驗桂林石刻傳拓技藝，并將拓印作品帶往全世界。2016年，桂林石刻傳拓技藝入選為第六批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代表性項目；2018年，桂林彩色拓印技藝被列入第七批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代表性項目名錄。

　　規(guī)模宏大的桂林石刻，不僅是桂林向世界展示多元文化交流的載體之一，也是研究桂林歷史、文化、科學、藝術、人文的重要部分。(完)

　　受訪者簡介：

　　吳文燕，桂海碑林博物館館長，文博副研究館員，長期從事石刻研究工作。參加撰寫《桂林書法選集》《桂林石刻文化》石刻文集，發(fā)表論文《近代詩人張維屏的桂林山水情結》《宋石曼卿〈餞葉道卿題名〉簡述》《龍隱巖、龍隱洞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