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胡蘭成得了意，實在不犯著”

　　序中大量引用張愛玲與宋氏夫婦的通信，鋪陳交待他們當初之所以不敢出版《小團圓》的來龍去脈。張愛玲起先在信中說出自己趕寫出《小團圓》的動機之一是“朱西寧來信說他根據胡蘭成的話動手寫我的傳記”——朱乃胡落魄臺灣時的接濟者、作家、寶島文壇三姊妹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之父——張愛玲豈能任由自己的傳記出自“無賴人”之口述，所以才決定自寫一部自傳體小說以正視聽，同時也可謂對胡蘭成前作《民國女子》中關于兩人戀情的一廂情愿、沾沾自喜的描述的反擊，但寫完了卻又“矛盾得厲害”，因為以兩人“愛情”經歷為重心的《小團圓》一旦出版，勢必引發(fā)民間乃至文化界對張及胡的瘋狂議論，“胡蘭成現在在臺灣，讓他更得了意，實在不犯著”。

　　宋淇看完初稿后更是深感焦慮，“不要忘了旁邊還有一個定時炸彈——‘無賴人’，此人不知搭上了什么線，去臺灣文化學院教書，大寫其文章，后來給人指責為漢奸，《中央日報》都出來攻擊他，只好撤職，寫文章也只好用筆名。《小團圓》一出，等于肥豬送上門，還不借此良機大出風頭，寫其自成一格的怪文？……洋洋得意之情都想得出來。一個將近淹死的人，在水里抓得著什么就是什么，結果連累你也拖下水去，真是何苦來？”

　　“張愛玲早已去世，什么批評都不再可能給她切膚之痛”

　　1976年的政治時局與文化氛圍又是何其肅穆死寂，《小團圓》雖似反擊，千回百轉卻還是對漢奸文人的半生癡戀，所以宋淇當時怕張愛玲被“拖下水”絕非杞人憂天，他在信中著重“點醒”她說：“……官方默不作聲，讀者群眾只聽一面之詞，學院派的辯護到時起不了作用，身敗名裂也許不至于，臺灣的寫作生涯是完了……以上所說不是我危言聳聽�！绷硗鈺�中篇幅較多的極端赤裸的家庭隱私細節(jié)披露及性描寫也與張愛玲以往作品的隱晦華美大相徑庭，宋淇深恐毀掉她的“偶像”聲譽，“從好的一方面說，你現在是偶像，不得不給讀者群眾好的一面看；從壞的一方面說，你是個目標，說得不好聽點，簡直成了眾矢之的……恨不得你出了什么大紕漏，可以打得你抬不起頭來。”

　　綜合以上，原本“把心一橫，寫了出來”的張愛玲也決定放棄在當時出版《小團圓》。宋以朗在序言中認為當時最大的隱憂就是“胡會利用《小團圓》出版的良機而大占便宜，亦不會顧慮到張愛玲的死活”，但“今天的情況又如何呢？”胡早死，“有關他的一切隱憂現已不復存在”，政治上的敏感度亦與當年“有天淵之別”“這重顧慮亦可放下了”。對于“有毀偶像聲譽”的疑慮，宋以朗深覺今非昔比，“假如張還在生，且看到現時互聯網上那些談論她的文字，她便會明白當年的顧慮是多么微不足道了”，最重要的一句是“事實上她早已去世，什么批評都不再可能給她切膚之痛”，竟有些死無對證的意思。

　　宋以朗在序文最后擺出張愛玲于1993年回復給催促她出版《小團圓》的皇冠出版社編輯的信，信中說“《小團圓》一定要盡早寫完，不會再對讀者食言”，以明證她“根本舍不得銷毀《小團圓》”。但無論如何，張愛玲在生前是否有愿出版此書便只有天知曉了，縱使她最親密的摯友宋氏夫婦，至死也未敢令其問世，因其內容縱使放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也足以令人驚得合不攏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