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郭耀煌

記者：王蒙先生，您是一位非常有影響的著名作家、學者，我們想就大家關注的一些問題請您談一談看法。

王蒙：很樂意接受你們的采訪。咱們談些什麼呢？

記者：對於每一個中國人來講，現(xiàn)在都處於一個非常的歷史時期。一是21世紀的鐘聲馬上就要奏響，世紀末的情緒日益突出；另一個是從計劃經(jīng)濟向市場經(jīng)濟轉型中，很多人在很多問題上產(chǎn)生一些迷茫與困惑，在文學上也是如此。您能否從一種大文化的范疇就當前的文學現(xiàn)狀及發(fā)展走勢作一分析？

王蒙：這個題目太大，最好我們就一些具體問題談談。

記者：現(xiàn)在有一種明顯的趨勢是一切都向市場靠攏，文學也概莫能外，請談談文學與市場的關系。

王蒙：市場建立了讀者與作者之間的橋梁，使作者了解讀者的多種選擇。

大家都說現(xiàn)在已從賣方市場轉到買方市場。過去一年出5━10部長篇小說，看或者不看，沒什麼選擇�，F(xiàn)在則不然，讀者在精神需求方面選擇面非常寬，比如影視。所以文學提供給讀者的選擇也就很寬。

古往今來，文學與市場的關系就不是幾句話能說清楚的，因為它們是不同的兩個價值系統(tǒng)。不能說市場流行的就都是好的，有價值的，反之亦然。有的是雅俗共賞，如莎士比亞的作品，狄更斯的小說，還有中國的四大古典小說；有的是雖得不到很大市場，卻有很高的文學價值；還有的是沒有什麼文學價值，卻占有很高的市場份額。

面對市場的多種選擇，作家自有自己的多種選擇。選擇什麼？完全是作家自己的事情。

記者：文學走向市場後，就會出現(xiàn)好的和不好的之分。而人在市場經(jīng)濟中，也出現(xiàn)了道德淪喪，「世風日下」等問題，最突出的表現(xiàn)就是一切向錢看，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

王蒙：在市場經(jīng)濟中，人們的一些私欲出現(xiàn)膨脹和釋放是正常的，我們不能用戰(zhàn)爭時期狀況下形成的道德標準來衡量今天人們的行為。

聽一些在部隊的同志講，在戰(zhàn)爭年代，一打起仗來，一切思想問題全沒有了，炸彈飛來，可以撲到別人身上犧牲自己。但仗一打完，各種問題如入黨、立功、升級等又都來了。西方也有這種理論，認為戰(zhàn)爭才能使人類的精神升華。這是可怕的，要按這種理論行事，那全中國、全世界可就沒一天能消停了，咱們就只能為高尚而苦難，借苦難而高尚。

另外，還有一個現(xiàn)實主義和道德烏托邦的關系問題。在中國有兩類明顯的道德烏托邦，一種是以老子為代表，把原始共產(chǎn)主義美化、道德化的烏托邦；另一種是軍事共產(chǎn)主義的烏托邦，如戰(zhàn)爭時期的平等和舍己為人。應該說這兩種烏托邦都有值得珍惜和發(fā)揚的東西，但現(xiàn)在的社會已經(jīng)發(fā)展了，絕不能用烏托邦主義槍斃現(xiàn)實。

從這個角度來講，文學作品中出現(xiàn)一些庸俗、媚俗甚至低級無聊之作也就不奇怪了，也不是什麼「文學危機」。相信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不斷發(fā)展、成熟，人們的素質(zhì)、知識不斷的提高，一個高層次的道德風范定會出現(xiàn)。

記者：現(xiàn)在純文學被冷落，而通俗文學卻非常走俏，這是不是作家和社會的一種無奈和悲哀呢？是社會的進步還是倒退？

王蒙：在計劃經(jīng)濟時代，在以階級斗爭為中心的時期，往往把意識形態(tài)的重要性提高到一個嚇人的地位，一本書就可以決定一個人的思想，一個人的命運，甚至一本書似??就可以決定國家的面貌和未來。而現(xiàn)在我們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文學藝術的位置就會發(fā)生很大變化，盡管其教育功能潛移默化的作用還是很大，但另一方面它的娛樂、調(diào)劑功能越來越明顯。更多的人是以其來換換精神、輕松一下甚至是消磨時間。文學不能決定國家的命運，我們也無法設計靠文學救國。

既然如此，文學包括藝術就應該以不同的面孔來任不同的人選擇。

要說通俗文藝，最厲害的應當是美國，它有麥當娜、杰克遜這樣聞名世界的通俗歌星，還有大量的通俗電視劇和通俗文學作品，但這并不影響它的高雅藝術的存在。

可以說通俗文藝的發(fā)展是整個社會民主進程的一部份，必須承認一些文化層次不高的讀者有權利獲得自己的娛樂，或閱讀上滿足；必須承認在中國能欣賞貝多芬和莫扎特的人還是少數(shù)。正如不可能人人都去讀魯迅，而王朔火爆自有其火爆的道理。

其實，純文學也并不是沒有市場，從總體上看，中國是純文學刊物最多的國家，美國、前蘇聯(lián)都不行。盡管與以前相比，市場份額小了，這只能說明進入了一種常態(tài)，并不意味著文學衰落。

記者：您對作家「下�！沟默F(xiàn)象怎樣看？

王蒙：1992年前後掀起了一陣「下�！癸L，聲音最響亮的是著名小說家張賢亮，他兼了4個公司的董事長。後來又傳出了陸文夫先生在蘇州辦了茶館。廣州幾位作家不但下了海，還把生意做到了境外。

更多的作家表現(xiàn)得相當冷靜和自持，誰愿意下就下蚨，多搞一點錢又有什麼了不起，香港臺灣商而兼文有的是。

張賢亮曾給我寫過一封信，說他下海經(jīng)商多麼多麼偉大，下海經(jīng)商和當年叁加土改一樣。我認為下海無可厚非，不必戴這麼偉大的帽子；不下海的人也不必給自己戴偉大的帽子。

記者：諾貝爾獎一直是大家關注的話題。您認為中國作家離諾貝爾文學獎還有多遠？

王蒙：這個我也不知道。但我不認為這是個多麼大的、了不起的問題，也用不著朝思暮想。關鍵是你有沒有好的作品，你有非常好的作品，諾貝爾獎不給你發(fā)，首先不是你的損失，而是諾貝爾獎的損失；如果你沒有很好的作品，就是發(fā)給你諾貝爾獎，恐怕也不能給你帶來更多的光彩。討論我們文學的長短得失而不去討論怎樣得獎，我覺得更好。

記者：能否談一談今後文學發(fā)展趨勢？

王蒙：看不出來。像我這個年齡的作家，很多人在寫長篇，在回憶自己曲折的生活經(jīng)歷，像陸文夫等人。也有一些年輕一點的女性在寫自己的私人生活，他們的寫作越來越私人化，包括表達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像陳染、林白等。有一段時間所謂新寫實派的作家為人矚目，如方方、池莉、劉震云等，也包括王朔，下一步他們怎麼寫？這要從他們的作品中找答案。余華比較先鋒，但現(xiàn)在向寫實靠攏。莫言、張鳧都寫出了有分量、有沖擊力的長篇。

我能說的是現(xiàn)在的文學創(chuàng)作越來越多樣化，更多的說不出來。

王蒙 前文化部部長，著名作家。

現(xiàn)任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國際筆會中國分會副會長、全國政協(xié)常委。

1953年創(chuàng)作了長篇小說《青春萬歲》，開始其文學創(chuàng)作生涯。

1956年創(chuàng)作了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引起了社會強烈反響。

先後發(fā)表短篇小說《夜的眼》、《說客盈門》、《哦，穆罕默德．阿麥德》、《春之聲》、《風箏飄帶》、《堅硬的稀粥》和中篇小說《布禮》、《蝴蝶》、《相見時難》等近百部；發(fā)表長篇小說《活動變?nèi)诵巍贰ⅰ栋禋ⅸォ?322》和“季節(jié)”系列的《戀愛的季節(jié)》、《失戀的季節(jié)》、《躊躇的季節(jié)》及詩集《旋轉的秋千》。出版有文學評論集《當你拿起筆》、《創(chuàng)作是一種燃燒》和古典文學研究著作《紅樓啟示錄》、《雙飛翼》等。多次獲得全國優(yōu)秀短篇、中篇小說獎。

作品被譯成為英、意、法、德、日、俄等20多種文字在國外出版發(fā)行，并以“榮譽客人”身份出席國際筆會年會。

1987年，獲日本創(chuàng)價學會和平文化獎，同年獲意大利蒙德羅國際文學特別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