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小衛(wèi)把女兒心靈重建的過程稱為“融冰”,這是一個32年的長期過程。其間,她和養(yǎng)母經(jīng)歷了生離死別,大學期間未婚生女并輟學獨自撫養(yǎng),汶川地震中看到一位母親主動要求為女兒截肢,從而慢慢理解了母親!八趺磿焕斫?她7歲的時候不理解,37歲的時候就理解了,但是她沒有臺階下,她之所以痛苦,就是因為這個,不是因為恨。”這個臺階就是片尾母親給女兒的一跪,這也成為整個電影的“眼”。
原本劇本寫的是女兒主動給母親下跪,說“媽,我回來跟你道歉,折磨了你32年”。但飾演母親的徐帆覺得,女兒雖然進了家門,心里還是有個坎,必須得幫助她邁過去!拔乙彩且粋很極致的人,如果我要得到你的諒解,我就得做到極致,否則不足以表達我要恕罪。”徐帆要求改為母親主動給女兒跪下。
馮小剛回憶說,徐帆這一跪,張靜初根本就站不住了,本能地也跪下!昂髞砦乙幌耄@可能是對的。女兒在想,‘你為什么不要我了?我是你的親生骨肉,而且你是讓我最有安全感的人!墒蔷褪菋寢尩倪@一跪,一下把所有的東西全部化掉,這就是親情。”
張靜初說,方登這個角色像個小囚犯,一直被怨恨的囚籠關著,在32年之后終于走了出來,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寬恕了媽媽。她換了角度,看到了32年里她是怎么折磨媽媽的,因為媽媽從來都沒有原諒過自己,其實她是用了一個非常殘忍的方式在懲罰媽媽,自己卻沒有意識到!八詴尨蠹铱吹剑瑢捤【褪菗Q了一個角度去看問題。從我個人來說,也是經(jīng)歷了一個這樣的轉(zhuǎn)變過程,我是在學習寬恕。”
人性
“李元妮的內(nèi)心很龐大,龐大到哭都沒有眼淚。演完李元妮,我才知道什么叫把眼淚哭干了!毙旆葸^很多母親,但《唐山大地震》中的李元妮對她有著獨特的吸引力,由于人物被逼到死角后擁有的強大的心理能量,讓她把所有對于母親的理解、生活中有卻不可能做到的東西釋放了出來。
女兒回家一場戲,李元妮在廚房包餃子,但手抖得連皮都捏不上。這是王中磊最喜歡的一段戲,他說:“一般大家會覺得母女30多年沒見了,見面時一定會情緒非常激烈,或許是擁抱,或許是因為多年的誤解而產(chǎn)生強烈的情感宣泄,但導演反而用了一個非常沉默的、很靜的方式去表達,用了一種看似最無力的方法來表達了一種最有力的情感。”
這種對情感的控制不是孤立的。幾次小規(guī)模的試映中,影片確實成了催淚彈,同時可以清晰地感覺到,創(chuàng)作者對于情感的表達都是極為克制的,比如方登帶著女兒失蹤多年后春節(jié)回養(yǎng)父母家,陳道明扮演的養(yǎng)父的處理是拍著腿咆哮著問女兒去哪兒了,而并非抱頭痛哭。
陳道明常常給人以儒雅而高傲的印象,但此片中飾演一個普通的軍人,面對妻子的重病離世和養(yǎng)女的杳無音信,更多顯現(xiàn)出的是無助。王中磊說,讓陳道明在表演上有突破已經(jīng)是很難的事了,但這次他確實有了突破,“他所飾演的角色是一個一直在情感中掙扎的人,妻子和女兒這兩個他最愛的女人,都離他而去,一個是因為病魔,一個是因為心魔。我覺得道明老師在這方面的把握非常到位,尤其在情感的爆發(fā)上特別感人。”
對于影片整體的情感把握,馮小剛認為,最重要的是導演要和觀眾同步建立起一個情感的通道,讓觀眾把自己的情感拿出來一部分放在角色身上。而有些導演的電影觀眾反映看不懂,是因為導演不愿意“委屈自己”,人為地切斷了和觀眾之間的通道!皩嶋H上就是他認為觀眾比他浮淺,我想這是一個很大的誤會!砸恢币詠砦揖涂梢愿^眾形成一個互動,我沒有覺得迎合了誰,或者我受了什么委屈!
張宏森說,《唐山大地震》遏制了強烈的戲劇化沖動和煽情沖動,沒有太多懸念、巧合和人為的強烈沖突,導演的鏡頭語言、演員的表演都只是表現(xiàn)了樸實的生活流程。這種對于情感的約束和控制傳達了創(chuàng)作者對于堅守、寬容、親情等中國家庭倫理最閃亮部分的思考。
長期以來,中國文藝強調(diào)塑造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人物這種高度抽象和概括的創(chuàng)作方法,但在張宏森看來,現(xiàn)代文藝更加強調(diào)時空的流程性以及生活的真實性、微妙性和豐富性。《唐山大地震》沒有刻意把李元妮書寫成一個大寫的人,她除了履行一個母親的責任和心理過程外,沒有做什么轟轟烈烈的事,反而顯得更加偉大;方登的養(yǎng)父母并不是“高大全”的形象,養(yǎng)母會為非親生女兒慢慢長大后和養(yǎng)父之間的情感交流產(chǎn)生嫉妒;方登由于背負著巨大心靈創(chuàng)傷,對愛的渴望有極端性,因此她和陸毅扮演的師兄感情迅速升溫,乃至放棄學業(yè)生孩子。
“如果我們把方登這樣一個背負著特殊心理債務的主人公,設計成一個中規(guī)中矩的而不是出現(xiàn)極端化行為的人,她可能就違背了真實性原則。所以說她的行為可能在一般的倫理當中是非正常的,但是在電影中,所有的觀眾認為是正常的!睆埡晟f,過去中國電影過多強調(diào)了人的社會屬性,而忽略了更多人性的東西。
他認為,在一場歷史性大災難面前,《唐山大地震》敢于從群體形象進入到個體形象的書寫,從大事件中叱咤風云的英雄進入到其中苦難命運的普通承受者,這種關注生命個體,書寫命運的承受者和創(chuàng)造者,是一個強有力的視覺轉(zhuǎn)移,也是一種對藝術規(guī)律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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