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何振梁自己的話說,他之所以從事體育工作,是“體育選擇了我,而不是我選擇了體育”。1950年大學畢業(yè)后到共青團中央工作。由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需要,他作為技術干部,又在1952年底調到了當時從事軍工生產的第二機械工業(yè)部。
1954年底,何振梁被團中央借調前往維也納,參加國際農村青年大會。在途經西伯利亞回來的火車上,他遇到了時任國家體委國際司的副司長張聯(lián)華,并在火車上相處了一段日子。那時,國家體委剛建立不久,需要大量干部。張聯(lián)華回國后通過榮高棠上報兼任國家體委主任的賀龍副總理。賀龍寫信給第二機械工業(yè)部部長趙爾陸,趙爾陸是賀龍的老部下,沒二話,二機部同意放人。
“當時我片面地認為體育大部分時間就是蹦蹦跳跳,沒多大政治意義!焙握窳夯貞,剛接到調動通知時,他沮喪過一陣子,“那時人們對國家建設的概念就是直接的工業(yè)建設,我是在國防工業(yè)戰(zhàn)線工作,政治意義多重大!
何振梁最終以“哪里需要到哪里去,一切服從組織”說服了自己。沒想到,這一干就是一輩子。1994年何振梁從國家體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的崗位上退居二線,但仍從事與體育有關的工作,包括兩次參與申奧。經過畢生的工作實踐,他體會到體育工作是人民永遠需要、社會生活不可缺少、具有深遠“政治意義”的事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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