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手機里,保存著300多個人的聯(lián)系方式。但太多的陌生電話讓我相信,在中國,可能有3000人知道我的手機號碼。今年8月下旬的某天,我躲在意大利北部阿爾卑斯山脈一個海拔4000多米的冰洞中,等待著救援的直升飛機的到來。我的手機當時只剩下半格電了。
突然,手機響了,但對方不是意大利警方,而是一個負責為上海某五星級酒店推銷貴賓卡的男生。該男生說話的粉脂系數(shù)直逼師洋:“請問,您是……孫先生嗎?”
在我32年搖搖晃晃的生命中,有人稱我“老師”,有人稱我“老孫”,還有人稱我“小孫”,但從未被人叫過“先生”。于是,我沒好氣地告訴對方:“你才先生呢,我先死!闭f完這句話,我的手機徹底沒電了。
在我看來,只有那些能為這個社會貢獻經(jīng)典的人,才能被稱之“先生”。而2007年,符合這個標準的只有兩人——沙僧和朱駿。沙僧的貢獻在于,他某天突然奔向悟空,像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般說:“大師兄,二師兄的肉現(xiàn)在比師父還值錢啦!倍祢E當選“先生”,則是因為申花老板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了中國的“憨豆”。賽季初,朱駿說自己為球隊雙線(亞冠和中超)奪冠準備了兩個500萬美元,但賽季還未結束,人們驚訝地發(fā)現(xiàn),這些錢還一分不少地留在朱駿的口袋中。
朱駿要是活在盧森堡或圣馬力諾,他可能早已成了國家英雄,因為這兩個國家的國腳,不僅有廚師、警察、漁夫、會計師,還有像朱駿這樣的超級富翁。但朱駿忘了自己是在上海,人們需要的并不是他的玩心,而是他手下的球隊,能否挽回這個城市足球的榮譽。
玩不是不可以,但諸事要有度。即便再有錢的人如阿布,也不會一方面向隊員整天強調(diào)職業(yè)素養(yǎng),動輒就以此為由將某某下放,另一方面卻要求穆里尼奧將自己遣上場。像今年夏天發(fā)生在荷蘭鹿特丹邀請賽上的那些國際笑話,估計也只有在申花身上才能看到。
離賽季結束只剩兩輪,申花不僅兩手空空,甚至連下賽季的亞冠參賽資格都沒有撈到。當然,朱駿既不會在意球迷的憤怒,更不會在意媒體的質(zhì)疑。既然抱定了玩的心態(tài),他要的就是王小波筆下的那種特立獨行。
今年被吐掉的這塊口香糖,明年依然會有人撿起來再嚼。只是要告訴那些依然癡心不改的申花球迷,不要讓自己的失望和憤怒,白白肥了黃浦江的水。(孫文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