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在諸如法治、私人企業(yè)與金融部門的質量等軟件上很有優(yōu)勢，而在基礎設施與制造業(yè)等硬件方面的缺陷不難克服
印度在改革上比中國晚了10余年。到1991年印度爆發(fā)了嚴重的國際收支危機時，在IMF的壓力下，印度才終于改弦易轍，摒棄計劃經濟模式，漸漸走向市場化。當年主導印度改革的關鍵人物就是新近當選的國大黨總理曼穆罕·辛格。
這位牛津結業(yè)、溫文爾雅的經濟學家在危機后臨危受命，出任財政部長，正式開啟了改革之旅，成為印度獨立后宣揚與推行自由市場政策的第一人。辛格在強大的阻力面前，冷靜而堅定地推行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削減關稅，引進外國直接投資，開放國內股票市場，并使盧比在經常賬戶下實現(xiàn)了自由兌換。
這些常規(guī)的市場化經濟政策不僅使印度擺脫了當時深重的金融危機，而且創(chuàng)造了有利于經濟增長的新環(huán)境。繼中國奇跡后，亞洲又出了一個印度奇跡。從獨立到上世紀80年代末，印度的GDP增長率一直徘徊在2%～3%之間，是世界上增長最緩慢的國家之一。1965年～1980年間，全世界只有六個發(fā)展中國家和四個發(fā)達國家比印度增長更慢。這甚至導致經濟學中出現(xiàn)了一個新術語，叫“印度式增長”，成了低增長的代名詞。但1991年改革以來，印度的GDP增長率大幅上揚，年均為6.5%，近年來更是達到8%以上，直逼中國的高增長紀錄。
印度增長勢頭很猛，但其中長期的發(fā)展前景取決于進一步的市場改革。印度最近的大選產生了一個包括左派黨在內的聯(lián)合政府，送出了一些放慢甚至停止改革的信號，在政策走向上造成了不確定性；孟買股票指數急劇下挫，給金融市場造成了信心的沖擊。但最終由印度改革之父辛格出臺組閣聯(lián)合政府總理，而他在20世紀90年代改革的盟友、哈佛培養(yǎng)的切達巴拉姆任財長，可以說從核心人事安排上保障了改革路線的延續(xù)。
作為國大黨的資深成員，辛格對下層貧民有深切關心，但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他的理念是只有發(fā)展經濟才能真正在印度消滅貧窮。因此，印度的當務之急是掃除或減少那些制約經濟長遠發(fā)展的障礙。
第一，普及義務教育。印度獨立后不久，即在1950年，印度政府訂了一個目標，在10年內為全印度所有14歲以下兒童提供免費義務教育。但是這個目標到今天也沒有達到。印度成年人中40%是文盲，遠高于中國的成人未識字率(15%)。而今，辛格總理計劃在任期內大幅提高教育投資，政府教育在GDP中的比重將由目前的不足4%提高至6%以上。
第二，改善基礎設施。印度的固定投資率為23%，遠低于中國的38%，因而在許多基礎設施領域方面(如交通、電力等)存在嚴重瓶頸，令外國投資者叫苦不迭。以電信為例，印度雖有全球馳名的軟件產業(yè)，但整體通信基礎設施落后，固網寬帶覆蓋率低，移動電話僅區(qū)區(qū)3000萬，遠不及中國3億手機持有量。
第三，扭轉政府財政。教育也罷，基礎設施也罷，除了動員私營部門(包括外資)參與，還有賴于大量公共投資。但印度政府財政狀況持續(xù)惡化，赤字高達GDP的10%。每年政府預算中，一半用于付利息，1/4用作軍費，1/5是五花八門的補貼，此外所剩無幾，難以滿足教育與公共衛(wèi)生部門的必需支出。財政改革是印度面臨的嚴峻挑戰(zhàn)。
那么印度優(yōu)勢何在呢？在一個宗教、種姓與語言林立、窮人與文盲充斥的國度里，印度能夠建立起一個成熟、穩(wěn)定的民主政體，堪稱奇跡。不管宗教、族群與社會矛盾如何尖銳，印度還從來沒有發(fā)生過軍事政變或內戰(zhàn)，政治權力通過多黨競選的方式和平、順利地轉移交替。這種政治上的穩(wěn)定性降低了投資印度的“政治風險”，為經濟長遠增長提供了必要條件。
印度的法治與媒體自由，也為大多數發(fā)展中國家所望塵莫及。國民中的英語普及程度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也為印度提供了一個競爭優(yōu)勢。印度的知識創(chuàng)造型產業(yè)尤其是軟件產業(yè)已處于全球領先水平。此外，與中國相比，印度的私人企業(yè)發(fā)展得較好，私人部門(包括銀行)平均而言比中國企業(yè)更善于經營管理，更加規(guī)范和有效率。
在近20年的經濟發(fā)展角逐中，中國改革開放比印度早了10余年，因而在國際貿易，吸引外資與GDP增長率上都比印度高出一籌。但正因為中國令人矚目的成就，印度精英階層對中國高度關注，趕超中國成了印度舉國上下的目標。以印度的“軟件”優(yōu)勢如法治、私人企業(yè)與金融部門的質量，印度目前在“硬件”(基礎設施與制造業(yè))方面的一些缺陷其實并不難克服。印度已經悄然崛起，中國不能盲目自大。
(稿件來源：《財經》雜志，作者為高盛集團(亞洲)董事總經理、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胡祖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