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
我希望將來像康德與歌德那樣偉大的德國人,不僅時常會被人紀念,而且也會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以及通過對他們所矢忠的偉大原則的實際遵奉,而永遠受到尊重。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不回德國的聲明》(1933年3月10日,美國帕薩迪納)
文/王康
在愛因斯坦發(fā)表這則聲明兩個月后,柏林大學成千上萬名大學生在菩提樹下大街開始焚燒康德、歌德、弗洛伊德、茨威格、紀德、普魯斯特、托馬斯·曼和愛因斯坦本人的著作。新上任的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在灰燼的余焰中聲稱:這火光不僅意味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這火光還照亮了一個新時代。
以希特勒、戈培爾、希姆萊為首的德國納粹確實開辟了一個新時代。在他們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浩大進軍背后,從焚書堆到焚尸爐之間,僅是一步之遙。
1946年,83歲高齡的德國史學大家梅尼克發(fā)表了《德國的浩劫》。作為一個摯愛祖國歷史文化的知識分子,梅尼克對異族的占領深感沉痛,而對納粹黨徒強加給德國的墮落和恥辱更加厭惡。第三帝國曾使全體德國人“淪于內(nèi)部的異族統(tǒng)治之下,它之鉗制人們的靈魂,要比外來的異族統(tǒng)治強烈得多,它們可以以謊言欺騙和弄虛作假,投我們之所好而把它自己扮成偉大的民族成就的代理人!彼穯柕溃阂粋民族即使征服全世界,卻喪失了自己的靈魂,又有什么意義呢?
我們的精神病痛曾經(jīng)遠甚于德國。
我們迎頭撞上的20世紀,正是中國精神年表空前紊亂,無數(shù)精神先驅在東方式的焚書暴行中“遺恨塞乾坤”的時代。引領風騷、宰制天下的除了異常強悍而陌生的物化力量,還有一整套來自異族的新世界觀、國家觀和歷史觀;50年代,在新政權最需要常識和理性以建設新國家時,卻有近百萬知識專才遭到公開踐踏。
不到10年后,幾乎全體中國的性靈良知又一齊跌入文革的深淵。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文明浩劫之后,中國在時間上中斷了向自身偉大傳統(tǒng)請教、在空間上與西方主流文明對話的正道,坎陷于四顧蒼茫、一無憑藉的精神荒原。在精神和道德上對自己的歷史、傳統(tǒng)、文化和精神可能造成的損害,莫此為甚。
經(jīng)歷了“反右”、“文革”的中國,其精神坎陷之深,絕不是一次改姓易號式的政治審判所能填補,更不是一場以權力和金錢的神圣聯(lián)盟為主軸的經(jīng)濟爆發(fā)可以超逾的。
與德國不同,中國的“封建法西斯”沒有力量、也沒有那份狂妄向人類文明直接進行軍事挑戰(zhàn),從而因為戰(zhàn)敗而被勝利者強行剜去其精神上的毒瘤。中國的浩劫必須由中國人自己去承受,去消解;橫逆而來長達數(shù)十年的精神迫害和心靈創(chuàng)痛只能由中國知識分子自己去隱忍,去凈化。
這是一件幾乎超自然超人力的艱難使命,其無奈、寂寥、英勇和微茫,古今中外未為有也!
熊十力曾在無限孤獨的暮年作一世哀嘆: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樓面壁,忽逢十祀。絕無向學之青年,后顧茫茫……即令如此,這位中國現(xiàn)代新儒家最富原創(chuàng)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來:吾國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獨立,學術獨立,精神獨立……游乎廣天博地之間,將為世界文化開出新生命。
中國現(xiàn)代精神先賢祠中的曠世才子和悲劇英雄陳寅恪,雖早已深味“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shù)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這一絕世悲情,但他仍然生死堅稱: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fā)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依然生死堅信:中國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思想,其結局當亦等于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于歇絕者。華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后漸衰微,終必復振。
世紀之交,中國最后的蓋世通才和道德君子錢鐘書與當年熊十力、陳寅恪一樣,寂寞而通達地撒手塵寰。雖然迭經(jīng)磨難,留給我們的依然是澄明的心跡和赤誠的期盼。錢鐘書拒絕一切來自官方和世俗的祭悼,因為早已相信: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另一位“一直做著中國文藝復興之夢”的中國學者曾反復寄語國人:“十多億人民,如果自己不能立,又誰能立之?這是非得繼承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最本源、最精華的東西不能為功的。我們?nèi)绻芤揽恐袊鴤鹘y(tǒng),結合當代學術,求得一點真知,使中國十多億人民能在道德上卓然自立,那就可以說已經(jīng)給東方文化爭了氣了,也就可以說給這個道德普遍低落的世界做了很大的貢獻,而給東西文化的融合共進打下了一個結實的基礎了!
他們承擔和表達的,早已不再是個人的恩怨榮辱,而是一個偉大而苦難的民族三千年的托命,一百五十年的夙愿,這種托命和夙愿很可能是一個行將崩潰的世界的方舟。他們念茲在茲、生死與之的一切,正是中國人走出精神坎陷,自我救贖、自作主宰必經(jīng)的荊棘之途。
(作者為重慶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