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常昊

　　很多決定人生走向的重大事件，都是充滿了偶然性，回頭想想，不能不懷疑是否命運的安排？我的婚姻就是如此。

　　女棋手張璇暫別中國棋界，只身東渡東瀛是1991年，當時我還不滿15歲。在此之前，因為年齡差別比較大，感覺就像是兩代人——尤其她是六十年代生的棋手，我們是七十年代“小龍”，我們都是叫她老師的。那階段我們沒有什么交往，僅有的印象也都是訓練、比賽。如果她一直留在國內，在國家隊待著，我和她之間根本不可能有感情上的任何糾葛。所以，她去日本反而成就了我們的緣起，這是一個絕妙的悖論，在陌生中漸行漸遠，才有驀然回首時的心動。

　　當然，所謂“一見鐘情”斷然不是事實，這其中經歷了一個復雜的過程。一個算得上契機的事件出現在1995年9月，我去日本下擂臺賽，將要對陣日本威風八面的棋圣小林覺，如果贏下這盤棋的話，下一仗將對陣林海峰老師。

　　當時我和俞斌同行，俞斌和張璇是差不多同一時代的棋手，有了這層關系，張璇非但來看棋，而且大家還能在一起閑聊幾句。張璇當時已經決定在當年年底回國。她說到行李很多，托運的話一定超重，俞斌就答應幫她帶一點回國。這樣張璇就邀請俞斌去她的住所做客，順便去拿東西。我與俞斌關系特別好，又是一個當然的“壯勞力”，張璇也就愉快地邀請我同去。

　　那天在張璇的住所閑聊，扯東道西之間，她詢問回國后有沒有繼續(xù)下棋的可能？俞斌說：“你回來肯定不行了，現在小孩進步太快了�！庇腥さ氖�，他說的“小孩”就包括我。那天下午他們倆聊得比較多，我多少還是個局外人，只有當他們聊起棋界的話題，我才偶爾插一兩句話，當時的“交流”也僅限于此了。

　　后來扛回她的行李還是頗費點力氣，記得其中有個音響，特別重，扛到北京卸下一看，自己的肩膀上竟然留下兩道血印……那音響現在還在我們家里，是一個特別的紀念物。

　　張璇回國后確實是想下比賽的，她去日本之后沒機會下正式比賽，對圍棋反而熱情大增——人大概都是這樣，失去了才發(fā)現它的價值。當時國內棋壇的格局，我們“七小龍”開始把當時的一些老棋手“頂掉”，她想適應離開四五年的環(huán)境，就需要進入我們的“圈子”。

　　那時外出比賽，我們幾個的房間往往最熱鬧，我、高世振、丁偉關系特別好。休息天還在一起打撲克。這種熱鬧吸引了其他隊友，其中就有張璇，彼此的感情就這么悄然拉近。

　　直到那時為止，還不能完全把我們的關系定義為男女感情，最多只能說是一種朦朧的好感。假如一開始就想到男女感情的話，就會覺得這種交流完全是不可能的，不能不顧忌世俗的觀念。

　　這時的訓練環(huán)境也提供了契機。開始的時候，在國家隊訓練室的肯定不止我們兩個人，但后來我們倆“低頭不見抬頭見”的情形多了起來。我算是比較用功的，有空就在訓練室。她回到北京，住的是國家隊宿舍，吃完飯沒什么事也就來訓練室下下棋。她對其他年輕棋手不是很熟，而我們倆在一起擺棋毫無拘謹，于是輩分的界線在慢慢消除，關系也漸漸拉近。

　　張璇從日本剛回來的日子里，對國內的生活環(huán)境陌生感很強。那幾年國內的變化很大，很多東西她感到迷茫搞不清，難免渴望和一些朋友聊天、暢談。俞斌他們忙于自己的家庭，再年輕一點的有距離感，我就成了她很好的傾訴對象，信任感與日俱增。

　　到了1997年的時候，我們的關系已經非常密切，密切到我們必須正視彼此的感情。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決定共同分享感情的世界。但是，這不意味著與結婚畫等號，那樣的話我們就得承受外界的各種壓力。

　　確實，我和張璇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不僅僅是歲數上的8年。在感情生活方面，張璇經歷過她的選擇，也品嘗過苦澀的滋味，從某種意義上講，她的再度回國也是為了得到家庭安定的生活環(huán)境。

　　而我在這方面沒什么經驗可以“借鑒”，更重要的是，當時我二十出頭，棋藝剛剛跨入第一線。這時墜入愛河，追求家庭生活，有分心之嫌……因為正視這樣的背景，我和張璇存在著默契——廝守在一起，但是未必追求形式上的婚姻。而且開始階段洞悉我們關系變化的人也不多，希望借此把影響降到最小。但是，漸漸知道的人還是越來越多，周圍有了一些議論，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存在著非議，無論是我的家人還是棋院的領導都感受到了壓力。如果他們進行強力干涉，肯定會對我們的現狀產生消極的影響。當然，我們的內心也是堅定的，當時考慮到這樣的底線——大不了不讓結婚，那就不結唄！

　　所幸的是，我的父母還算是比較開明的，盡管他們也不是很希望那么早就讓婚戀來分散我的精力，但最后他們決定：讓我自己選擇！

　　棋院的領導當然也因此煩惱，但是我家人的態(tài)度讓他們多少有些釋然。當時的中國圍棋協(xié)會秘書長華以剛老師就對一些人說：“他父母都讓孩子自己選擇了，我們怎么可以干涉呢！”

　　我從小學棋，在國家隊的集體宿舍里長大，處于相對封閉的環(huán)境。剛好是同齡人對異性產生感覺的歲數，就和張璇接近、相處，她是我第一個接觸比較密切的異性。當異議逐漸平息，我們可以坦然公開地面對外界的時候，我心里卻突然有了一絲猶豫。

　　外人反對的原因主要是我倆年齡上的差距和過早結婚對我事業(yè)的影響。就前者而言，絕不是很大的問題。但后者，應該說，和我內心的猶豫不無關系。那么早結婚對正處于上升勢頭的我會有多大的影響？站在張璇的角度考慮，我們走到了一起，萬一以后有些感情的波折，對她的人生會造成多大的影響？我做好了負起這種責任的準備了嗎？……

　　這種思考完全是一個男人在成家前對自身責任的深思熟慮。我很快排除了這些猶豫和疑慮，斷定那些影響都會非常有限。而后來，當我們走到一起之后，我一直認為當時明確想法，明確這種選擇，是正確的。

　　在跟張璇關系已經非常親密的那段時間里，當她回福州老家的時候，我充分感到了距離的漫長。不過，那時手機還沒有普及，打長途很不方便。中國棋院晚上只有一個公用電話亭可以打長途，聯系起來很不方便。我內心抑制不住思念，很想經常聽到她的聲音。但是白天我們要訓練，沒機會打私人電話。晚上呢，就得和隊友們排隊去“守候”那個電話亭。晚上打電話的人很多，排隊都排不上。等排上了，打得時間稍微長一點，回頭一看，別人在眼巴巴等著，又實在不好意思。就算沒人排隊，過往的隊友也不少，一看，常昊打了半個小時、一個小時電話了，這二十出頭的男青年不會和父母聊上一個小時吧？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和戀人……張璇呢？也是充滿期待地在家等待我的電話，她打給我當然不方便，你想，要是哪位大嗓門阿姨在過道里喊：“常昊！張璇電話，找你的！”那影響會多大！

　　現在想想還算幸運，否則我們的交往一定早早在網絡上傳開，那影響力又是大嗓門阿姨沒法比的了。我們的壓力肯定會比現在大得多，有太多的神仙眷侶就因為外界過多的非議和煩擾最后勞燕分飛。當然，以我的性格，我相信面對現實的干擾，我還是會倔強地廝守下去……很多時候，我給人溫和、好商量的感覺，但是這并不影響我對某些事特別執(zhí)著，不讓分寸。何況感情的事主要是兩個人的，我們沒傷害到其他人，沒影響別人的生活和事業(yè)。

　　1999年2月12日是我們結婚的日子。我從1986年10歲進國家隊就住六人房間，過慣了集體生活，突然搬出棋院居住，變成兩人乃至后來的三人世界，從一個獨自奮斗的少年棋手變成了有家的男人……

　　(摘自《我是常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