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武俠小說作家金庸申請加入中國作協(xié)，并可能出任名譽副主席，引發(fā)諸多爭議。

　　早在香港回歸次年，就有人提議港籍作家加入中國作協(xié)，以體現(xiàn)作協(xié)的包容性和代表性。只可惜包括金庸在內的香港作家并未響應。分析人士認為，當時金庸陶醉于“最有影響力的華文作家”美譽，沒把大陸作協(xié)放在眼里，而隨著年事漸高，各種榮譽漸行漸遠，這時突然想起入作協(xié)有自己的打算。筆者認為，如此分析不夠立體，功成名就的金庸還不至于淪落到需要炒作自己的地步，想必是人到暮年愿與各方為善，入?yún)f(xié)只是送個順水人情而已。

　　其實，金庸對大陸文學的認知程度未必比別人差，早在浙江大學文學院任名譽院長時就“希望大陸文壇多些生機”，不幸“希望”并無感召力，雖然其后“余含淚”、“王羨鬼”等為活躍文壇不遺余力，但終究過于乖張，不僅沒有匡正文壇形象，反而造成負面影響。至于那些裸體吟詩、跪求富婆包養(yǎng)、專事風花雪月的作家，人們從心底就沒當作家看。

　　當今中國文壇的狀態(tài)并不令人看好，作家群魚龍混雜倒在其次，關鍵是幾十年沒有一部能深入人心的作品問世。畢竟，社會心理需要激勵和撫慰，沒有引人思辨催人向上的著作時，就只能由休閑解悶的文化產品來填補空缺。金庸武俠就是填補中國人精神空缺的產品之一。

　　當然，問題不在于金庸。他并不如“金迷”想象中那么超凡脫俗，也不如反對者說的那么陰毒。是一個虛妄群體把他捧到了大紅大紫的程度，以致他如果不成為中國官方作家都不能顯出作協(xié)的代表性。這種效果頗具戲劇性，聲稱居于世界華文金字塔最頂端的中國作協(xié)借港澳作家助陣，也有難以言表的苦衷。根本原因是一些被稱為作家的人擔當不起相應的社會責任。

　　由于廣納官員作家、明星作家、下半身作家，作協(xié)幾度泥沙俱下，長期處于亞健康狀態(tài)，備受輿論詬病。若把自由派的港澳作家囊括在“體制內”(哪怕是松散型)，也算重大成效，起碼是大陸文化感召力的體現(xiàn)。更何況，中國傳統(tǒng)文化向來有“歸屬”概念，站在局外將之釋為一種葉落歸根的文化自覺也無可非議。

　　作家是神圣的，首先是他們記述著一個時代的喜怒哀樂，就像曹雪芹之于大清，魯迅之于民國。在高尚與卑劣、正義與邪惡仍構成人類社會矛盾主要元素的時期，那些有悲天憫地情懷和社會責任感的人注定要為人尊仰。遺憾的是，國人切身感知的現(xiàn)實與這一理論恰恰相反，因為“余含淚”、“王羨鬼”們背后飄舞著的不僅是風花雪月，還有足以騰笑于后世的讒言媚語。正因為此，中國當代文學才陷入假繁榮怪圈，在人類文化發(fā)展進程中步履維艱。

　　《五蠹》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韓非子認為，片面地把儒夫和武俠標舉為精神偶像的社會都不健康。雖說金庸是小說大師而非江湖大俠，但也應看到，他提供的武俠文化遠非中國社會主流文化的前進方向。有趣的是，“體制內”的作協(xié)非但沒以“弘揚主旋律”為調衡量，反有意將“名譽副主席”的光環(huán)戴到金庸頭上。此舉能否稱為“亂法”和“犯禁”另當別論，問題要害在于，有五千年文化積淀的泱泱大國，何以讓一個武俠小說作者獨霸“江湖”？

　　(摘自美國《僑報》 作者：王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