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安徽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工作人員證實，今年3月被中紀委監(jiān)察部給予行政記過處分的質(zhì)檢總局食品生產(chǎn)監(jiān)管司原副司長鮑俊凱，早在去年就已調(diào)任安徽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黨組書記，較其在質(zhì)檢總局時升了半級。此外，今年3月，被記過處分的河北省農(nóng)業(yè)廳原廳長劉大群，早在去年11月就已從河北農(nóng)業(yè)廳調(diào)任邢臺市擔任市委副書記，并在今年1月當選邢臺市市長。

　　今年3月的那一場對三鹿奶粉事件的問責，讓人記憶深刻。涉及官員人數(shù)之廣，級別之高，為近年來所罕見，媒體發(fā)出了“官場震蕩”的驚呼。這既是權責對等的最高體現(xiàn)，也是對受害群眾的最好慰藉。然而，問責余音未了，異地任職的消息就已傳來，一個直接官升半級，一個異地任職不到2個月就順利得到升遷，其他被問責官員的命運恐怕也不會差到哪兒去，這似乎在有意印證了那句古話：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然而，被問責官員的“幸�！保瑓s是其管理領域內(nèi)民眾的不幸。三鹿奶粉事件無疑是一場人禍，在這其中，除了奶企和奶販的利欲熏心的因素外，相關政府部門的所作所為尤其不能讓人容忍。事后，一大批相關官員被問責，撤職的撤職，降職的降職，處分的處分，也清楚地表明，既然有負民意的重托，那么就必然要付出相應的代價。倘若問責僅是一紙變相的調(diào)職令，行政處分成了升官的砝碼，豈能避免悲劇的重演？

　　在問題官員異地復出已成官場潛規(guī)則的現(xiàn)實下，說實話，對這類新聞我們已經(jīng)嚴重“審丑疲勞”，無言以對。然而與以往問題官員異地重出不同的是，這兩名官員的仕途軌跡卻顯示出某種“非典型性”，所以稱為“異地任職”——早在被問責之前幾個月，就早已悄悄在異地上任。

　　這樣的安排顯然用心良苦。一方面，兩名官員到異地就任新職之時，正是三鹿奶粉事件舉國關注之時，成功地避開了可能的風險；另一方面，兩名官員到異地任職時，還未被問責，所以也稱不上“問題官員”，無論是平調(diào)還是升遷，從程序方面說都合理合情，無可非議。而此后的問責，似乎也可視為是其前任上的事情，溯及力銳減。

　　一邊是嚴厲問責，一邊又悄悄輔以安撫措施，這既表明了問責機制的隨意性，也暴露出行政問責的虛偽性。很顯然，倘若問責不能對相關官員帶來損害性的后果，起不到某種懲戒和警示意義，那么問責的意義只能是為了應付輿論，糊弄民意，只能是一場“政治時裝秀”。(安徽 吳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