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媒體能及時介入對事故的報道與獨立調查，如果民眾的舉報能得到足夠重視，如果讓職工家破人亡的企業(yè)主和對安全生產不負責任的官員能無例外地被曝光，瞞報自然就會少下去。

　　10月7日，國家安監(jiān)總局新聞發(fā)言人黃毅說，山西省婁煩尖山鐵礦發(fā)生的垮塌事故，從8月1日發(fā)生事故，到9月17日，他們所得到的數據始終是遇難11人，但當初國務院事故核查指導組成立后，短短一周時間，就查明死亡失蹤人數，目前已找到遇難者遺體41具。他們“肯定懷疑這里面有瞞報跡象，目前還需要證據證實”。

　　對重大安全事故的黨紀、政紀責任，在每個年度里都被三令五申。在法規(guī)層面，《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已于5月1日起正式施行，這里的“政府信息”，當然包括重大安全事故信息；這里的“信息公開”，當然是指“及時的”、“真實的”信息公開。瞞報或謊報不但不是公開，而且還很可能涉嫌犯罪。兩年前，刑法修正案(六)專門對此作出規(guī)定，在安全事故發(fā)生后，負有報告職責的人員不報或者謊報事故情況，貽誤事故搶救，情節(jié)嚴重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應該說，對重大安全事故中的瞞報與謊報，現行法律已經有了較充分的制度應對。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發(fā)現重大安全事故中的瞞報與謊報。從婁煩垮塌事故的調查中，公民的舉報和媒體的獨立調查顯然還沒有受到足夠的尊重。

　　據《瞭望東方周刊》此前的報道，記者通過艱苦的走訪和逐個核實，得到了一個遇難和失蹤41人的大名單，這份名單曾在網絡中廣為流傳，相關部門卻抱持著遇難11人的初始數據，拒絕采取任何核查行動。有記者又依循正常的法律程序，向地方政府乃至直接向國家安監(jiān)總局舉報，仍沒有促成事故調查和數據核實，更遑論問責。

　　人們今天之所以能知道“婁煩垮塌事故”的部分真相，很大程度上源于9月17日高層領導在“有博客刊登舉報信反映8月1日山西婁煩縣山體滑坡事故瞞報死亡人數”有關材料上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山西省政府和國務院“9·8”特別重大事故調查組調查核實。(人民網10月7日電)事實證明，來自媒體的獨立調查結論較之地方官員上報且咬定的數據更為可信。這本是運用利益回避的常識就可以判斷得出的，地方官員因與事故責任緊密相連，因而他們天然具備瞞報與謊報的利益趨動。國家安監(jiān)部門對任何來自事發(fā)地的事故調查結論，都應抱有一定的懷疑，并通過多種信息渠道校驗和核實地方的事故結論，以力避所有可能的瞞報與謊報。

　　擺在高層領導和相關職能部門面前的，是同樣的證據材料，同樣的網絡信息，來自同一家媒體的獨立調查。從職能上，理應是相關職能部門及時發(fā)現疑點，主動展開核查，結果卻是由高層領導體察細微，從懷疑出發(fā)作出了重要批示。問題在于，人們如何保證每一次的公民舉報信息，都能放到高層領導的案前？

　　昨日的發(fā)布會上，黃毅對記者拋出了三句硬話：誰敢以身試法，就讓他身敗名裂；誰讓職工家破人亡，我們就讓他這個企業(yè)聲名狼藉；誰對安全生產不負責任，我們就對他頭上的烏紗帽不負責任。其實，如果媒體能及時介入對事故的報道與獨立調查，如果民眾的舉報能得到足夠重視，如果讓職工家破人亡的企業(yè)主和對安全生產不負責任的官員能無例外地被曝光，瞞報自然就會少下去。

　　□王琳(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