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前部長李肇星卸任后成了“香餑餑”。

　　先是接過北大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的聘書，開講“丈山尺樹，寸馬分人——國際形勢觀察”第一課；繼9月21日出任北京外國語大學新成立的國際關系學院名譽院長，23日又受聘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開始為期四年的院長生涯。不知道，哪個角色是他“最愛”，哪個更當“本色”？或許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國退休高官高職后的生活越來越豐富多采，也越來越平民化。

　　不是嗎？此前，已有人民日報社原社長邵華澤、國務院新聞辦原主任趙啟正、人民日報社原總編輯范敬宜、原外經(jīng)貿(mào)部副部長龍永圖等出任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的院長職務。作為學者型高官，到高校履職實屬人盡其才。教育部前副部長張保慶擔任中國教育發(fā)展基金會理事長，四下活動為貧困生募捐，甚至“募”來了前國家總理李鵬300萬元的稿費收入，也算是“老本行”。

　　就更高層次的領導人來說，李鵬總理卸任后的兩個月中，就出版發(fā)行了《眾志繪宏圖——李鵬三峽日記》，一年后，又出版了《起步到發(fā)展——李鵬核電日記》。今年1月8日出版的《立法與監(jiān)督——李鵬人大日記》，亦是其第四部著作。卸任后的原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則干起了音樂普及工作，經(jīng)常到各高校為師生們舉辦音樂講座，并出版了《李嵐清音樂筆談》一書。前國家總理朱镕基稱，“我的退休生活也很豐富。我最喜愛的是中國的京劇，我現(xiàn)在不單是唱戲，而且還拉京胡，經(jīng)過勤學苦練、名師指教，我現(xiàn)在拉胡琴的水平比過去提高了很多倍。”這些，都同樣受到了公眾的愛戴和尊敬。

　　當然，“高官”退休淡出社會公共視野后，回歸平民本色，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兒，或者干脆獨享子孫繞膝之樂，安度晚年，在國外似乎早就是尋常事兒。德國前總理科爾退休后就一直呆在家里，美國前總統(tǒng)克林頓卸任后主要靠寫回憶錄和演講謀生，前副總統(tǒng)戈爾則變身為環(huán)保人士，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離開政壇后就一直做家庭婦女，前不久離任的聯(lián)合國秘書長安南則表示，希望退位后能到一家農(nóng)場當農(nóng)民。德國的退休將軍，甚至瀟灑地當上了導游。盡管社會角色自異，目標則一，平民的生活方式使他們更加像一個人，活得更像他們自己。再也不需要帶著政客的面具，強顏歡笑，再也不必端著架子，令人敬而遠之。

　　我們應該承認，人人生而平等，是西方國家典型的文化觀價值觀。官員在職時，亦是普通的公民，并無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權。官位由公民授予，任期屆滿離任，年老退休都有制度約束。由于民主制度起步早，相關法律完善，以至于政黨的更替、領導人上上下下去留無意，進退淡然，寵辱不驚早成自然規(guī)律。下野了，退休了就徹底離開政治舞臺，不再參與過多政治和商業(yè)活動，即使參與社會公益活動，亦是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身份。從平民到平民，從起點回歸起點。

　　如今，在我國政治民主建設日益完善的情況下，雖然一些高級官員退休后恢復平民本色的人物和事例越來越多，但不能不看到，日前仍然未能形成良好的風氣，甚至還缺乏相應的制度規(guī)范予以保障。比如，官員退休之后，一方面慣常擔任一些協(xié)會、學會的理事長、秘書長，個別的甚至被安排擔任大型國企的董事長或總經(jīng)理。雖說是一種“過渡”，但有的履新職后拿的是豐厚的年薪，不僅退而未休，且權力依舊。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官員“官癮”難戒，除要求組織上按排社會職務外，更有少數(shù)人像原阜新市委書記、人大主任王亞忱那樣，利用權勢及其關系網(wǎng)空手套白狼地攫取民營企業(yè)家的上億元資產(chǎn)，公然違法犯紀。

　　讓官員的歸官員，平民的歸平民。這應該是一個國家民主法制及現(xiàn)代政治制度建設的尋常風景。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不僅僅訴諸制度，形成風氣，積淀成一種民族文化，則是國之幸，民之福也。(劉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