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蘭州7月20日電 題：“長壽”吐谷渾，如何見證絲路繁華？

　　——專訪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研究館員陳國科

　　中新社記者 馮志軍

　　近年來，隨著位于甘肅河西走廊東部武威市境內的吐谷渾(亦稱吐渾)王族墓葬群被發(fā)現，開創(chuàng)中國少數民族地方政權最長紀錄之一的吐谷渾，逐漸揭開神秘面紗。歷時三年之久，其被中國國家文物局納入“考古中國”的“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考古”項目，多項成果創(chuàng)國內考古“先河”，并入選“2021年中國考古新發(fā)現”和“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

　　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350多年的吐谷渾，其政權核心區(qū)域位于中原農耕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的過渡地帶，它如何見證絲綢之路幾個世紀的繁華？為東西方交融互鑒做出了哪些貢獻？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研究館員陳國科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2019年以來，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lián)合國內多家科研單位組建吐谷渾考古項目組，持續(xù)對甘肅武威地區(qū)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進行考古發(fā)掘，有哪些新發(fā)現和重大收獲？其間多項研究成果創(chuàng)國內考古“先河”，看似奢侈的吐谷渾王族生活真相如何？

　　陳國科：2019年以來，我們在武威南山地區(qū)開展了考古調查、勘探和發(fā)掘，目前共發(fā)現吐谷渾王族墓葬23座，發(fā)掘墓葬4座，已出土彩繪陶器、金銀器、漆木器、革制和絲織品等一千多件組文物，諸如木質胡床、大型床榻、六曲屏風、列戟屋模型、以鐵甲胄為主的成套武備、筆墨紙硯等文房用品以及類型多樣的絲織品等，皆為國內同時期相關文物首次或罕見發(fā)現。出土一方墓志，在墓志左側還發(fā)現刻有兩列文字，初步判斷為吐谷渾本民族文字。

　　事實上，武威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是嚴格按照中原喪葬禮儀來執(zhí)行的，混雜有一些本民族喪葬特色，但絕非更加奢華。之所以有很多相關文物首次發(fā)現，是因為河西地區(qū)的保存條件更為優(yōu)越。

　　這些最新考古研究成果，進一步豐富了吐谷渾王族葬群的文化內涵，廓清了墓群的基本布局。墓葬發(fā)現及墓志有關記載，對研究吐谷渾史、唐與西部少數民族關系史、唐代軍事建制等一系列問題具有重要價值。

　　現在我們已經對武威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的分布狀況、墓主信息、葬制葬俗等關鍵問題有了較為清晰的判斷和認識。相關考古研究是一個新的開始，可以肯定的是，隨著考古工作的繼續(xù)，會有更多重要的研究發(fā)現值得期待。

　　中新社記者：作為中原農耕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的過渡地帶，吐谷渾開創(chuàng)了350多年的少數民族地方政權最長紀錄。最新的考古成果，有否對此歷史謎團的進一步解讀和佐證？

　　陳國科：吐谷渾能夠立國三百余年，有多方面原因。其一，吐谷渾政權之核心地帶位于青藏高原北部，這里東、北、西三面有隴山、祁連山、塔克拉瑪干沙漠作為屏障，南部有青藏高原遮蔽，形成了天然的地理閉環(huán)，有利于進行獨立發(fā)展。

　　其二，吐谷渾政權所建立的主要時間為十六國南北朝時期，此時中原局勢大亂，南北分裂、民族交融、政權頻立，先后與吐谷渾產生交際的政權就包括北部的前涼、前秦、后涼、西秦、南涼、北涼、北魏、西魏、北周等，南部的宋、齊、梁、陳等，乃至少數民族小政權宕昌、鄧至等。

　　這些政權都建立時間不長、實力不強，而且相互之間存在對立，沒有一個政權能夠達成兼?zhèn)淠媳?、完成大一統(tǒng)的宏愿。因此在戰(zhàn)亂紛爭中，吐谷渾并不是各大政權爭奪的重點，加之吐谷渾本身所采取的政策也正是在多個強力政權之間來回搖擺歸附，最終為自己爭取到寶貴的生存空間，維護了其持續(xù)發(fā)展。

　　其三，吐谷渾政權統(tǒng)治者多“雄姿魁杰、齠齔(tiáo chèn)聰慧”之輩，帶領吐谷渾民族制定了合理的發(fā)展戰(zhàn)略，從而得到了良好的發(fā)展。

　　其四，吐谷渾的政治體制較為開放，屬于在多民族融合基礎上建立起的“分封制”政權。慕容氏家族作為可汗，主要統(tǒng)治青海湖及周邊地區(qū)，其他地區(qū)會分封本族或其他氏族首領為王，分而治之。加之時常遷徙的游牧屬性，無論是進攻或者防守都非常靈活，除非受到全面大規(guī)模進攻，否則不至輕易滅國。

　　中新社記者：吐谷渾在史料記載中的“存在感”屢見不鮮，但自吐蕃興起以后，其似乎忽然從歷史長河中銷聲匿跡。如何通過持續(xù)考古研究，窺見其中的重要歷史線索和事實？

　　陳國科：吐蕃王朝崛起的速度非常之快，在公元6世紀初期，吐蕃尚不算非常強大，但是在6世紀中期已開始迅速崛起，到8世紀中葉達到鼎盛隨后走向滅亡。由于吐蕃所處的青藏高原南部環(huán)境惡劣、資源匱乏，因此吐蕃在崛起的過程中，不斷伺機向外擴張是其一以貫之的原則。

　　在吐蕃擴張政策的具體實施過程中，囿于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向北突破成為吐蕃向外擴張的最理想途徑，橫亙于吐蕃北方的吐谷渾，也就成為吐蕃向北擴張首先需要解決的目標。所以自6世紀初期開始，吐蕃就與吐谷渾之間摩擦不斷，并且憑借強大的實力慢慢滲透侵蝕。

　　在吐谷渾政權滅亡以前，吐谷渾民族吐蕃化的傾向就已非常明顯，最終于663年被吐蕃全滅。被滅之后，一部分吐谷渾人逃往唐朝境內，一部分吐谷渾人留在青海地區(qū)，由于失去了本民族政權所提供的固定屏障，逃往內地的吐谷渾人逐漸走向漢化，而留在青海的吐谷渾人則逐漸吐蕃化。

　　從考古方面來說，近年發(fā)掘的武威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就明顯是漢化之后的吐谷渾人墓葬，而青海地區(qū)發(fā)現的先后入選2019年和2020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的“烏蘭縣泉溝一號墓”和“2018血渭一號大墓”，則是吐蕃化之后的吐谷渾人墓葬。同一時期同一民族人群的墓葬呈現出不同的文化面貌，這就是吐谷渾人逐漸喪失其民族獨立性的客觀體現。

　　中新社記者：據史料記載，從東北白山黑水間，千里輾轉遷徙到青藏高原上建國，幾乎橫跨所有的東西方交流通道，吐谷渾為東西方文化人文商貿交流和民族融合，都做出過哪些貢獻？對今天有哪些啟示和借鑒意義？

　　陳國科：吐谷渾對東西方商貿和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貢獻，主要體現為其在青海地區(qū)建立政權以后，統(tǒng)治了自新疆東部至川西、隴東南的一大片區(qū)域，這一區(qū)域正好能夠連成天然的東西交通古道：“吐谷渾道”。

　　特別在吐谷渾建立政權的十六國南北朝時期，中原以及河西地區(qū)時局動蕩，中原戰(zhàn)亂，河西走廊阻塞不通，而吐谷渾政權則相對穩(wěn)定。因此吐谷渾道，就成為東西方行人、商隊、使臣、僧侶通行的不二之選。正是百年來吐谷渾道的暢通無阻，為亂世背景下的南北交往提供了可能，為東西方文明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武威唐代吐谷渾墓葬中，能夠看到漢、吐谷渾、吐蕃、北方草原等多個民族的文化特征，這正是對吐谷渾民族多元融合的實物見證。同時“陽暉谷”“白楊山”“大可汗陵”三大陵區(qū)的確認，也與吐谷渾本身的政治形勢相對應，是了解吐谷渾政權設置的重要參考。

　　武威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出土有大量實物及文字資料，通過對這些資料的詳細研究，能夠對吐谷渾史，特別是吐谷渾歸唐以后的發(fā)展史提供堅實的依據。同時，能夠闡明唐與吐谷渾等西部少數民族之間的關系，特別揭示唐廷對歸化以后少數民族的治理方式，以及相關政策的設置、羈縻州的設立等。

　　古為今鑒，古人的治理政策、交往形式、文化交融等相關情況，也能夠為我們現在“一帶一路”的建設，提供很大程度上的啟示和借鑒。(完)

　　受訪者簡介：

　　陳國科，現任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研究館員。先后參加主動科研、大遺址保護規(guī)劃及配合基本建設等各類考古調查發(fā)掘工作50余項，主持完成張掖西城驛冶金遺址、肅北馬鬃山徑保爾草場玉礦遺址、敦煌旱峽玉礦遺址、黑水國墓群、佛爺廟灣-新店臺墓群、慶陽新莊墓群、武威海藏遺址、莊浪王家陽洼遺址、天祝吐谷渾慕容智墓等重要考古發(fā)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