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quán))
文／王鴻諒
張宗憲并不介意被稱為“生意人”，相反，如果聽到“非常誠實的生意人”的評價，他會更開心�！爸袊善骱徒F(xiàn)代書畫收藏大家”與“古董商”之間的身份切換，只是旁人看他時的困惑，這個出身于舊上海古董珠寶商家庭的三少爺，壓根不會被這些困擾。他是年少時出沒十里洋場的風流公子，花錢勝過掙錢，有敗光自家百貨公司的記錄，注重外表的每個細節(jié)且持之以恒，至今仍得意于自己“從13歲開始就這樣”。他也是20歲只身闖蕩香港，從經(jīng)營服裝轉(zhuǎn)到古董生意，完成財富原始積累的創(chuàng)業(yè)者，輕描淡寫帶過吃的苦，他會說古話里有“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第一次踏入拍賣場是1968年，倫敦的某一場拍賣會，中國拍品最貴的也只有800英鎊。
上世紀60年代末，年屆40的張宗憲看到了國際和香港地區(qū)部分古董行情之間的差價，從此生意經(jīng)里多了一個名詞——拍賣場。一開始只是看客，“連舉牌的資格都沒有”，英語糟糕到“He與She不分”，會把“我請你吃飯”說成“I please you eat rice”。等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拍賣業(yè)分別在香港和內(nèi)地起步并迅猛發(fā)展，已經(jīng)年屆60的張宗憲，秉承著自己做古董生意“看得懂還要買得到，買得到還要賣得掉，賣不掉還要擺得起”的規(guī)則，在隨后十多年里，在拍賣場這個文物流通平臺上贏來了名氣的最高峰值。具備傳播力的不僅是他在拍賣場上的買賣——時常創(chuàng)造“成交最高價”，舍得頂出“天價”買進，他的藏品也能拍出“天價”賣出——還有他的率性，比如每每“在異性陪伴下出入拍場，必定坐在第一排，必定拿著一號牌”，圈里很多人奉行的低調(diào)內(nèi)斂，在他這里完全不起作用，某一次的上海朵云軒拍賣，他“拍到興奮之際，居然踩著椅子，坐到椅背上頻頻舉牌”。每次競拍成功，他最喜歡的，就是聽拍賣官念出他牌號的那一刻——“NO.1”。
“張員外好古”
年齡并不是張宗憲決定自己生活方式的依據(jù)，他因此也不喜歡聽人強調(diào)現(xiàn)今的歲數(shù)，80歲又如何？他會戲謔又不無認真地標榜自己“身體好得很”，“能玩，能睡，能吃，還能生兒子”。這并不單純是若干年來每天一盞冬蟲夏草就能帶來的底氣，更重要的是心態(tài)。1月25日，在上海某黃金地段的居所里，接受采訪的張宗憲身穿立領的彩虹色豎條紋襯衣、棕色暗紅條紋格子褲、黑白相間夾克毛外套，朝腦后梳得一絲不亂的發(fā)型，還有一副兼具近視老花雙重功能的碧綠色眼鏡。他說來也不無得意，“這樣跟外國人打交道，他們都喜歡我，生意就很好做，別人100萬才能買的，我80萬元就能買到”。至于那副碧綠色眼鏡，他會說“因為我的眼睛太迷人了，所以要弄個東西遮起來”。
他承認家庭環(huán)境潛移默化影響自己走進古董行當，他的祖父張揖如和父親張仲英都是蘇州名人，前者是近代竹刻大師，后者闖蕩上海做古董生意，18歲當上掌柜，在五馬路開設“聚珍齋”古玩珠寶行。到張宗憲這輩，兄妹4個，他生于1928年，排行第三。小時候家人各自分開住，對父親的生意并沒有什么概念，直到戰(zhàn)亂，一家人聚到上海的租界住在一起，“看著店鋪里每天進進出出的人和貨”，這才算對古董行有了直觀感受。那時的古玩生意，算不得太風光，張宗憲說，“別人看來也不過就是舊貨攤”，“做古玩生意的人，上海叫‘掮客’，北平叫‘跑河的’”。至于自己，張宗憲說是“跑單幫的”，“因為我從上海去北平淘貨，走得距離遠”。
張宗憲有悟性，開始“跑單幫”也不過十幾歲。只是他的興趣并不全在做生意，所以16歲那年父親給錢讓他回蘇州開百貨公司，他可以吃喝玩樂把公司迅速敗光，接著延伸自己對于娛樂業(yè)的興趣，開劇院，拍電影，做服裝，他自己也笑，“做過很多，沒一樣做得好的”。1948年算是張憲宗人生的一個轉(zhuǎn)折點，年僅20歲的他離開上海，帶著美元加港幣全部140多塊的家當只身闖蕩香港。再回顧這段創(chuàng)業(yè)史，張宗憲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他從夾克內(nèi)兜里掏出一只鋼筆放在桌上，說這就是自己初到香港時候的樣子，用他那帶著蘇州口音的諧音，鋼筆念出來就是“港癟”，他笑著解釋，“既然到了香港，那就是香港的‘小癟三’了”。起初混跡于香港的摩羅街，做的是服裝生意，每天吃最簡單的飯，兩頓一塊錢。
上世紀40年代末期中國內(nèi)地的時局變換，隨之而來的變化，就是香港地區(qū)成為中國文物流通的重要場所。張宗憲在1951年開設自己的第一個古董店“永元行”，關于本錢，流傳有一個顯示他膽識的故事，說是他向北方商人梁雪莊借了10兩金子，梁雪莊人稱三爺，向來不借錢給人，或者以金子為計算單位，不管時局和金價如何，都按金價還清。當時的10兩金子約合2700港幣，拿到錢的張憲宗立刻與在上海外貿(mào)工藝品公司工作的父親接上線，匯去港幣3000元，買來一批舊工藝品。這批貨旗開得勝，很快就賣出去80%，收款1萬港元，還清了梁三爺?shù)慕杩�。這也被認為是張宗憲在香港時來運轉(zhuǎn)的開始。
現(xiàn)在的張宗憲，時常戲稱自己是“張員外好古”，不過他更坦言自己喜歡熱鬧，古董生意也幫助了他的交游廣闊。這么多年下來，對于別人覬覦不已的豐富瓷器和書畫珍藏，他并不會花什么時間愛不釋手，也不會費力氣記住那些又長又拗口的專業(yè)名詞，即便是他藏品中先后拍出過天價的“雍正青花五蝠九桃紋橄欖瓶”或者“清乾隆御制琺瑯彩杏林春燕圓碗”，他都會簡單用“那個瓶”、“那個碗”來指代�！霸俸糜秩绾危坎荒鼙е员е��！毕喾矗敢獍堰@些時間用來交結(jié)朋友，以及花心思布置他2002年在蘇州買下的一座園子。
2002年他以近1000萬元的價錢購得蘇州口金德園后，進行了大規(guī)模改建，更名“張園”。北方皇家園林中的大量要素被借入其中，如大量的朱紅色，走廊、大廳、亭子等處的彩繪等；二樓則完全是現(xiàn)代裝修風格，塑鋼窗代替原來的雕花窗戶，各種現(xiàn)代材料被引入。張宗憲說這些全部是自己的創(chuàng)意，他不在乎別人說“不倫不類”，要的就是“獨一無二”。張園的改建還在進行中，用張宗憲的話說，“想到哪里就改到哪里，不喜歡就繼續(xù)改”。
安排好了1月26日中午返回香港的行程，并不妨礙他25日在上海的豐富安排，“上午本來是個神探的飯局，結(jié)果我沒找到地方，就懶得去了”，下午是另一群朋友聚會，晚上在他的居所里，還有一個飯局，列席人員身份各異，有滬劇名角、書畫大師、滑稽戲名角，還有牌友。他上海的這一處居所，寬大的客廳有明顯的功能分隔，一側(cè)是擺放寬大沙發(fā)和電視的區(qū)域，另一側(cè)是擺放可供10人環(huán)坐的大圓桌的進餐區(qū)域，再延伸，臨著觀景陽臺的空間，擺放著麻將桌，他說自己不愛打牌，不過這并不妨礙他邀請朋友們來盡興。張憲宗戲言，自己家里就是“張氏俱樂部”，“每天都很熱鬧”。記者所見到的這場聚會，他的朋友們也是自得其樂，用餐后，打麻將的打麻將，看電視的看電視。至晚間20點左右，客人陸續(xù)告辭，記者告辭已過晚間22點，房子里的麻將酣戰(zhàn)還在繼續(xù)。
拍賣場的規(guī)則
從他40歲開始，張宗憲回憶，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內(nèi)地的“文革”運動對香港地區(qū)也有所波及，他開始接受一些朋友的委托，跑到歐洲收貨，跟猶太人打交道，發(fā)現(xiàn)了中國文物的行情差價，也意識到了作為國際通行的文物流通平臺——拍賣場的價值。那時候國際拍賣場里還看不到中國人，張宗憲認為“一方面是語言問題，一方面是還沒有意識到行情”，“中國拍品的價格在英國和歐洲很多國家都還沒有起來”。張宗憲會感嘆那些猶太人的精明，然后戲謔地說自己就是“中國的猶太人”。
第一次踏入拍賣場是1968年，倫敦的某一場拍賣會，不過只是看客，“連舉牌的資格都沒有”，他記得那一場的中國拍品最貴的也只有800英鎊，其余的也就幾十英鎊，不過現(xiàn)在這些東西都價值幾千萬了。這種買賣方式讓張宗憲產(chǎn)生了極大興趣，他開始頻繁出入歐洲國際拍賣場，都是“單槍匹馬”闖天下，國際拍賣場的路走得不容易，“剛開始站在一個地方，結(jié)果被人趕開，說這是本國人的位置，外國人在那邊，抬頭看標識，哦，這是本國，那是外國，趕緊用筆在紙上記下來”，他會記下來的甚至還有拍賣場里的路線圖，“哪里進，哪里出，怎么走”，不同國家里拍賣場的規(guī)矩，他用這樣的笨辦法一點點累積。
張宗憲的資金在拍賣場和自己的古董行之間保持了暢通，并不斷增殖，所以也讓他很有底氣地描述自己的古董生意經(jīng)——“首先要看得懂，然后還要買得起，買得起還要賣得掉，賣不掉還要擺得起”。在張宗憲看來，要玩古董就必須要實打?qū)嵉刭I，這是入門的“學費”，他自己這么多年也是交過學費的，至于買賣之間的升值，憑的就是眼力了。在賣方面，張宗憲驕傲于自己的“貨真價實”，明碼實價開價，不管價碼多高，東西是實實在在的，買賣是雙方間的愿打愿挨，“絕對不會用假貨坑人”。他也有不會輕易出手的東西，身邊的朋友說，那必是“毫無瑕疵的‘全美’精品才能入得了他的法眼”，張宗憲則說自己各種品類都有所涉獵，不過他最為出名的，還是宋明清三代的官窯瓷器收藏，以及從80年代后期開始的中國近現(xiàn)代書畫收藏。
瓷器收藏名聲的傳播契機，是1993年6月倫敦的“張宗憲中國陶瓷收藏精品展”，118件展品的價值讓圈內(nèi)咋舌，比如其中的一件古月軒彩瓷“清乾隆琺瑯彩桃柳爭春雙燕圖碗”，據(jù)說僅有故宮、英國倫敦大衛(wèi)德基金會、臺北鴻禧美術(shù)館各有一件。張宗憲說，這個展覽是佳士得公司一力承擔的，“為了給我做生日，讓我高興”。當時他的很多藏品都從香港地區(qū)運到了倫敦，存放在佳士得的倉庫里，“倉庫很大，收費也很貴，不過他們對我是不收錢的”，展覽的費用和具體事宜全部由佳士得負責，佳士得公司還在展覽結(jié)束后，推出了《云海閣藏中國陶瓷精品》一書，發(fā)行3000本。這次的展覽也讓張宗憲“很開心”，“原來自己也有名氣，不過展覽過以后，好像名氣一下子變得特別大，當然是好事”。
至于作為國際拍賣行的佳士得，為什么要如此討好張宗憲，圈內(nèi)行家一語道破:“像張宗憲這樣，有珍貴藏品，既會買進又會賣出，能不斷帶來豐厚傭金的藏家，是最受拍賣行歡迎的。”國際拍場打磨來的經(jīng)驗，使得張宗憲在80年代末香港拍賣業(yè)、90年代初中國內(nèi)地拍賣業(yè)起步的時候，迅速占到了先機。先是香港地區(qū)，在香港佳士得和蘇富比兩大拍賣行眼里，張宗憲都是關鍵人物，他深諳拍賣場作為流通平臺的種種價值，因此也不遺余力為起步的拍賣公司“捧場”，比如1992年在香港蘇富比拍賣會上，將張大千的《靈巖山色圖》頂至429萬港幣，創(chuàng)下當時中國近現(xiàn)代字畫的市場最高價;另一件陳逸飛的油畫《潯陽遺韻》，從30萬港幣起叫后，被他頂至137.5萬港幣。
“天價”買賣，樂在其中
1993年上海朵云軒的首屆中國書畫拍賣會，讓參與者印象深刻，張宗憲手持一號牌亮相拍場，第一號拍品是豐子愷的《一輪紅日東方涌》，起拍價為2萬元，因為是首拍，內(nèi)地買家出價都很慎重，“不過幾百幾千地往上加”，而張宗憲“一開口就上萬地加”，最后將此畫一路頂?shù)?1.5萬元，創(chuàng)下當時豐子愷作品的最高價。最后一件拍品是王一亭的《皆大歡喜》，張宗憲同樣將價錢從5萬元頂?shù)?2萬元。1994年中國嘉德公司在北京舉辦第一場拍賣會，第一號拍品是吳熙曾的《漁樂圖》，底價7000元。同樣手持一號牌的張宗憲率先出價:“今天是嘉德的首拍，我出1.8萬元，一拍就發(fā)！”場面頓時活躍，張宗憲相繼加價，2.8萬元、3.8萬元，直至加到8.8萬元，這種尾數(shù)帶8的出價方式，張宗憲后來也一直作為特點保持下來。張宗憲博得頭彩，這場拍賣敲響第一槌的是鑒定大師徐邦達，張宗憲說也是他專門幫嘉德請來的，要的就是這種面子。
張宗憲至今仍很得意他在朵云軒的第一拍，“那個‘日出東方’的畫被我頂上去后，豐子愷畫的行情才一路升了起來”。他在中國近現(xiàn)代書畫收藏方面的名聲，這算“眼光獨到”的一個起點，真正形成類似瓷器一般的轟動效應，則是到了2002年6月香港蘇富比公司為他在上海舉辦的“張宗憲中國近現(xiàn)代書畫收藏展”，208幅展品囊括了齊白石作品108幅，張大千、林風眠、徐悲鴻、傅抱石等17位名家100幅。這些都是90年代以來他行走拍場的收獲。根據(jù)拍賣行提供的數(shù)據(jù)，1993年朵云軒拍賣，他總共買下價值200多萬元的拍賣品，約占全部成交量的三分之一，成為頭號買家。1994年，北京翰海首拍，他一口氣獨自拿下1600萬元的拍品，占全場拍賣會成交額的一半。而張宗憲自己坦然承認，拍賣會的數(shù)字，很多都是“幫襯”而已，他解釋，內(nèi)地新成立的拍賣行因為沒有把握，一開始都會先把拍品拿給他過眼，在估價的基礎上，由他定一個價錢。不過也有例外，張宗憲說，“嘉德的某次拍賣，有個東西我簽協(xié)議的價錢是24萬元，結(jié)果后來一路競拍到95萬元，我看著拍賣方的臉色都不對了，怕他們不好交代，就沒有頂下去，讓給了別人”。
在拍賣行的游戲規(guī)則里，張宗憲早已經(jīng)游刃有余，圈子里的人評價，張憲宗是“什么都擺在明面上”人，也是“自己制定規(guī)則，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比如拍場上看似滿不在乎的競拍，其實張憲宗私下做足了功課，“他首先會要求拍賣公司對于拍品保真，其實拍賣行是不承擔保真義務的，唯獨對于張宗憲會例外”，“對于看好的東西，事先他至少會給10個相關的專家打電話，聽意見，如果有一個人有不同看法，他就會另選拍品”，“拍下來之后，他還會再給至少10個人打電話，問意見，一旦有人態(tài)度猶疑，不出多久，這個拍品就會再次回到拍賣場上”。
而那些打著撿漏的算盤，想低價獲得張宗憲那些在拍賣會上沒能成交拍品的人，往往會異常失望，通常的規(guī)則是賣主和拍賣行都樂于在低于拍場價的基礎上做一些折扣，將拍品賣出。張宗憲卻是例外，他的開價不降，反而倍數(shù)上升，別人質(zhì)疑，他卻坦然:“拍賣場上是什么價，那是拍賣場決定的，現(xiàn)在來買，東西是我的，價錢就由我來定！”關于他的特立獨行，圈子里也有不少傳言，不過張宗憲都不在乎:“我不求人，不怕人，賺錢是我的本事！”所以，張宗憲在談到內(nèi)地拍賣行業(yè)的時候，也毫不避諱苛刻的評語，“只有三個字——氣死人，現(xiàn)在的市場很畸形，不按行情、不按市場的規(guī)律來做”，“我這樣說肯定有很多人會罵我”，他笑，“不過我也不怕得罪人�！�
除了在拍賣場上的風光買入，張宗憲對于自己藏品的賣出同樣有心得。他懂得選擇時機，甚至是旁人看來并不怎么好的時機。1999年和2000年，張宗憲委托香港佳士得做了兩次專場拍賣會，兩場專拍幾乎所有的拍品都得以高價拍出，成交金額上億港元，為當時陷入疲弱的拍賣市場帶來了生氣。尤其是“雍正青花五蝠九桃紋橄欖瓶”，以1104.5萬港元成交，創(chuàng)下清代青花瓷器最高價。這一業(yè)績讓佳士得的林華田很快晉升至亞洲區(qū)負責人，林華田說“沒有張宗憲，就沒有現(xiàn)在香港佳士得的林華田”。同樣，香港蘇富比的朱湯生在《蘇富比二十年》一書中，也特別感謝張宗憲的支援。
2006年蘇富比春拍，拉開序幕的就是張宗憲珍藏的中國近代書畫拍賣專輯，精選58幅畫作，拍賣總估價7000萬港元。因為從2005年下半年開始，中國內(nèi)地書畫拍賣市場出現(xiàn)滑坡，所以也使得各方對這場春拍諸多猜測。而張宗憲自己的解釋，“一個是蘇富比想給我慶祝80歲生日，一個是香港蘇富比也正好成立20年”，最后的拍賣結(jié)果，拍品中三分之二順利成交。2006年底的蘇富比秋拍，張宗憲再次拿出自己的瓷器藏品，其中的“清乾隆御制琺瑯彩杏林春燕圓碗”被他的妹妹張永珍以1.5億港幣的“天價”拍走，再次創(chuàng)下拍賣場的傳奇。至于經(jīng)過拍賣場賣掉的瓷器和書畫藏品占到他全部收藏的多少比例，張宗憲顯出了商人的精明，“這個才是秘密，就算是親人我也不能說”。
(摘自《三聯(lián)生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