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有一個憂慮。2002年從學校的學術委員崗位退下來之后，我給他們的一句話就是：北大千萬不要出“武大郎開店”。就是說，一個院長水平高，他可能就很難引進水平更高的人。我覺得現在這種現象不是個別的。我們國家現在都是單位所有制，人才很難自由流通，這都是問題。一個好的時代應能讓每個人的潛能、優(yōu)勢充分發(fā)揮出來�！叭吮M其才”，這是我的理想。

　　中國青年報：我們要怎樣做，才能讓人才的潛能充分發(fā)揮？

　　王義遒：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改變人才的單位所有制。人身的單位依附，會使人缺乏流動性，成為單位功利的工具，不能發(fā)揮自己的潛能和優(yōu)勢。在人才單位所有制的情況下，還要防止“武大郎開店”的情況。一個人成才有兩方面因素，一是他要能成得了才，另一個是還得有人賞識�，F在搞科研的人比較多，競爭過于激烈，所以有些地方“內斗”很厲害，誰想出來很困難。就好像一筐螃蟹，誰都想爬上去，但后面的鉗子會把它拽下來。

　　中國青年報：您曾跟我們談到，當年錢學森就是被當時清華物理學院的葉企孫教授發(fā)現、賞識，并給予了特殊培養(yǎng)。

　　王義遒：葉企孫教授確實能識才，但也不能說現在就沒有識才的人。他們那時候一個班不超過14個人，老師當然了解學生。現在的教授手下有幾十上百個學生，怎么還能保持一種精英教育的模式？所以現在最重要的一點是，師生間要互相了解，教師要讓學生不僅僅是學，還要有機會做實際的研究工作。

　　還有一個關鍵點就是讓他們能夠開闊地、不受拘束地去想。我們現在就是束縛太多。我并不覺得中國人創(chuàng)造力不行，胡思亂想的人還是很多的。搞科學研究要有一點胡思亂想的精神。我接到過好多來信，比如說想推翻相對論、發(fā)明永動機等等。有些人都五六十歲了，還在研究這些問題。你會覺得比較可惜，他們確實有一些想法，但基礎太差，想的東西沒有科學根據或早就是人家解決了的，但自己不知道。

　　中國青年報：那些基礎扎實、科班出身的，反而就不會這樣胡思亂想了？

　　王義遒：現在教育確實有這個問題—越學得多，就越不想了，覺得自己什么都懂了，甚至對科學都沒有興趣了。另外很重要的就是，要對全民進行一種科學素養(yǎng)教育�，F在整個民族的科學訓練是不足的。

　　中國青年報：要怎么去做？

　　王義遒：評價一個民族素質的重要標準，就是看這個民族有沒有理性思維。我就提倡對文科生進行科學思維訓練，比如開一些數學、物理和生物的課程，把邏輯訓練滲透到這些課里面。還可以專開邏輯課，但我擔心不一定開得好，如果只講一些干巴巴的三段論，就變成邏輯知識灌輸了。這也是我們教育的一個大問題——很多問題我們都把它變成了知識，其實應該是一種能力訓練。

　　中國青年報：最后請您說說，您心目中老一輩知識分子是什么樣的形象？

　　王義遒：中國老一輩知識分子最大的特點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始終“以天下為己任”。我覺得錢學森身上最寶貴的精神也是這一點。把愛國、“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跟科學、不斷追求未知的興趣融為一體，這正是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特點。只可惜我們現在的知識分子正在喪失這種精神。這一點我們需要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