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學校是政府教育行政機關附屬物的景況，只要大學和教授都要臉，貪腐舞弊自能基本絕跡于大學

　　文/李楯

　　除了靠來自權力的特許支撐外，北大招生用3%的名額由指定的39所中學校長推薦的做法一開始就受到諸多質疑。如果我們還能認為這是一個高考改革的舉措，那么，由于它的構想幾乎完全是依附在形成于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全國統(tǒng)一高考制度的“肌體”之內，如果它沒有進一步的突破，就必然面臨尷尬——它不但無法給出能使質疑和提問者滿意的答案，而且面對各種各樣的質疑和提問，它的實施將從一開始就背離“自主招生”的高考改革本義而“走樣”、“變味”。

　　北大將拿出3%的名額實行“中學校長實名推薦制”的消息一出，就遭到互聯網上調查參與者中多數人的反對，這些人之所以反對，針對的不是作為教育改革組成部分的高考改革，而是作為社會腐敗組成部分的教育腐敗——既然中共中央文件都談及影響社會和諧的七問題之一就是“誠信缺失，道德失范”，既然小學、中學、大學貪腐之事屢見報端、當事者獲刑絕非個例，既然高考舞弊，研究生、教授抄襲之事層出不窮，公眾何以相信“中學校長實名推薦制”的兩端能獨善其身呢？但反腐歸反腐，教改歸教改，各應有不同方法以應對。

　　當39所有推薦“資質”中學的名單一出，公正問題馬上就被提出了——沒有入選的名校提出：“北大選擇學校的標準是什么？應該公示”；并非名校、辦學條件差一些的學校、西部的、貧困地區(qū)的學校、農村的學校就一定沒有素質異常好、足以推薦的學生——因為素質在一定程度上是天生的，而非后天教育的；校長可以推薦，教師就不能推薦嗎？后者對學生的評價似乎更有發(fā)言權。又有旅美學者提出：在美國，著名大學接受推薦的往往是生于貧困境況，本人勤奮、品德優(yōu)良、有志向，而又素質異常優(yōu)秀者；相反，本已出自名校，素質優(yōu)秀，大學會認為你完全有能力自己通過一般途徑進入，何必特殊對待？

　　為了回應外部的不信任，入選的校長紛紛表示：面對北大的“中學校長實名推薦制”，自己絕不敢自專，會由學生申請、上報材料、教師排名、德育副校長、教學副校長、年級組長等一起上會討論、張榜公示，然后再聽取學生代表意見、家長代表意見。更有甚者，有校長表示：要成立教師委員會、家長委員會，最后，校長例行公事地簽名“實名推薦”，正所謂古代的“與其專罪”不如“惡有所分”。

　　再看北大的表態(tài)：有嚴格的審核；有推薦不實者，取消推薦中學資質的規(guī)定。似乎有貪腐舞弊的，只可能是中學，自己絕無出問題的可能。

　　教育改革，在于消除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教育政策影響的遺存；改變中小學教育為應試、大學教育為就業(yè)的方向，使教育重歸于為每一個人的人生奠基，培養(yǎng)會與人交往、合作，會學習的人這一教育的原點上。教育的主旨不在選拔、培養(yǎng)人才(包括所謂“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人才)，人才的出現，只是良好教育的自然結果。教育不是為了“生產”出備用的人力資源，以作為經濟、社會發(fā)展和各項工作的“投入”，而是以人格健全、能靠自主選擇使自己的生存質量不斷提升的人為其最終的“產出”。教育體制改革，在中國，首先須改變學校作為政府行政機關附屬物的狀況——就像1984年中共中央文件提出改變企業(yè)作為政府行政機關附屬物狀況那樣，還受教育者和教育者在教育中的主體地位。

　　因而作為教育改革組成部分的高考改革，就是要改形成于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教育部直接領導的統(tǒng)一高考為各校自主招生或聯合招生，改大學單向選擇為考生、大學雙向選擇；以“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為基本制度，輔以對因歷史制度原因(如城鄉(xiāng)分治等)而不能受到公民本應均等享有的良好教育的人群的政策傾斜(設置保障名額，另定錄取標準)，以及，對個別特殊情況的學校自主決定。

　　不因把“公正”、“公開”等適用于政府的規(guī)則和“民主”、“少數服從多數”等適用于立法機關的規(guī)則，不加區(qū)別地移用于學校。其實，學校，特別是大學，是另有規(guī)則的。那么，怎樣保證教育自主而學校不腐敗呢？改變學校是政府教育行政機關附屬物的景況，只要大學和教授都要臉，貪腐舞弊自能基本絕跡于大學。我們看看世界層面的名校聲譽，情況自能知曉。大學是自會招生的——否則，連生都招不好，還配叫大學嗎？

　　回過頭來看今日的北大高考改革：好的方面，給了一個大學和極少的中學校長以極其有限的辦學自主權；不好的方面，增添了新的一種依附在舊高考制度上的“加分”。教育改革，不進則退，相信教育改革真正推進后，今天的這種做法只會是歷史上的一個小小印跡而已�！�

　　李楯：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專家網絡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