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年譜》記錄:毛主席對小平問題18次表態(tài)(2)

　　小平同志自稱“最適合做宣傳及組織工作”

　　記者：《年譜》披露了這樣一個細節(jié)：鄧小平同志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填寫“黨員批評計劃案”的時候，在“做什么樣的工作最合適”一欄中填寫道“能做宣傳及組織工作”。對他的這樣一個自我評價應該怎么看？

　　閆建琪: 這個自我評價是比較客觀的。小平同志在莫斯科說自己能做宣傳和組織工作，因為之前他在巴黎做過這方面的工作。在后來的革命經(jīng)歷中，鄧小平也的確善于做宣傳和組織工作。從擔任紅七軍總政委，到擔任指揮淮海戰(zhàn)役、渡江戰(zhàn)役的總前委書記，鄧小平一直是軍隊的政治主官，政治主官就離不開做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在中央蘇區(qū)的時候他主編過《紅星報》70多期，把報紙辦得生動活潑。后來到西南局工作的時候，他說拿筆桿是實行領導的主要方法，領導同志要學會拿筆桿，也就是要學會做宣傳工作。他后來擔任總書記，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宣傳和組織的才能更是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實際上鄧小平不是只會做宣傳和組織工作。毛澤東同志曾講，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什么人才？是治黨、治國、治軍的難得的人才。鄧小平后來成為我們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不是偶然的。他確實是從中國革命實際斗爭中鍛煉出來的，是在中國的土地上成長起來的一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家。

　　小平同志在被打倒期間，關注的是黨和國家的命運

　　記者：小平同志在“文革”中經(jīng)歷了一個被打倒又復出，再打倒再復出的過程，富有傳奇色彩。請問《年譜》是怎樣反映這一段歷史的？

　　閆建琪:小平同志在“文革”中兩次被打倒又兩次復出，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經(jīng)歷。從他的自述和我們掌握的材料來看，他確實是非常被動地被卷入這場運動的，他沒有思想準備。面對造反派的誣蔑、不實之詞、批斗，你說他心情平靜，不可能。他也多次提出要向毛主席當面澄清自己的所謂“問題”。但是畢竟小平同志是一位經(jīng)驗非常豐富的大政治家，面對這樣的逆境和險境，他是從容鎮(zhèn)定、堅韌不拔，耐心地等待時機。年譜記載了鄧小平在江西被監(jiān)管勞動期間，給毛主席、汪東興一共寫了9封信，保持同黨中央的聯(lián)系，談家事，作政治表態(tài)，并強調(diào)希望出來工作的意愿。林彪事件出來后，鄧小平給毛澤東的兩封信，對促成鄧小平復出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值得特別提到的是，年譜還記錄了在“文革”當中主席對小平問題的18次表態(tài)。這些講話總是保護鄧小平，說他歷史上有戰(zhàn)功，把鄧小平問題定性為人民內(nèi)部矛盾。比如毛澤東在1971年8月15日的一次談話中說：百萬雄師過大江，當時有個前委，主要還是鄧小平起作用的。毛澤東的多次表態(tài)，使林彪、江青等欲開除鄧小平黨籍、置鄧小平于死地的圖謀未能得逞。鄧小平在被打倒期間，不是只考慮自己和家人的問題。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在他心中始終占據(jù)著中心位置。在江西期間，他一直堅持讀書學習，堅持聽廣播，思考的是國家的大事情。通過和工人群眾的朝夕相處，他直接了解到基層群眾的艱苦生活情況，“文革”造成的社會動蕩、生產(chǎn)受損情況。離開江西之前兩次外出的考察，更加深了他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思考。同時，他還密切關注國際風云的變幻。這些都體現(xiàn)了他在人生波瀾起伏的過程中的智慧和遠見卓識，體現(xiàn)了他作為一個大政治家的胸懷和氣度。所以他一復出，對世情、國情的判斷和分析非常準確。

　　鄧小平一輩子信念堅定，實事求是

　　記者：編輯這部書的過程也是深入了解鄧小平的過程。在編輯過程當中，還有哪些地方給您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

　　閆建琪：我研究鄧小平十幾年了，越研究感情越深。在我們文獻研究室有一句口號叫做“研究老一輩、學習老一輩”。我對小平同志印象最深的地方有兩個。一是他堅定的信念。剛才所講的很多事例都反映了小平同志一生當中不動搖的特點。二是他一輩子實事求是。舉個例子，“大躍進”是我們國家遇到的一個大波折，開始大家熱情很高，違反了一些經(jīng)濟發(fā)展的規(guī)律，受到了挫折。對于這段歷史，他當年頭腦冷靜下來后是怎么說的呢？他說，“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說法，我們就是超越了階段。一切都要按社會主義原則辦事，不要再照顧過去說過的話、辦過的事，那是照顧不住的�！薄安还茉瓉硎悄膫�人說的，站不住就改。顧面子是顧不住的，今天顧不住，明天也顧不住�！焙軜銓嵉脑�，這就是他的認識，從不文過飾非，有錯就主動承擔責任。實事求是這一點還體現(xiàn)在他本人對自己的評價上。1975年-1997年那部年譜中記載了“文革”結束后平反冤假錯案的問題。人家向他匯報，說過去這些事情做錯了，他講，做錯了就改，包括我自己定的事情，只要錯了也改。實事求是，非常坦率。

　　寫歷史要學司馬遷愛憎分明而又客觀公正

　　記者:在編輯年譜的過程中，您除了抱有一種研究人員的嚴謹?shù)墓ぷ鲬B(tài)度之外，會不會產(chǎn)生一些其他的感情？比如對領袖人物的崇拜。如何保證年譜資料的篩選和編輯過程中的客觀公正？

　　楊勝群:這是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寫歷史，特別是寫歷史人物，往往會不同程度地帶有一些主觀的感情傾向。但是這種感情因素對嚴肅的史家來講，不會影響他客觀、公正地反映歷史。像司馬遷寫《史記》，為那么多人立傳，愛憎分明，你能說他不客觀、公正嗎？說實在的，我們在編輯《鄧小平年譜》時，是帶著深厚感情的。正是這種感情支撐我們多年如一日精心地收集史料、鉆研史料。但是，我們又始終堅持唯物史觀、堅持實事求是，所以感情因素并沒有影響我們客觀公正地反映人物、反映歷史。

　　我們記住兩條。第一條，不為尊者諱。對小平同志在有的歷史時期難免存在的歷史局限性，堅持做真實、客觀的反映。例如在上世紀50年代，我們黨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犯過一些錯誤，小平同志也有一些不正確、不科學的思想認識，我們沒有回避。第二條，我們在書中通過披露史料來客觀地記述小平同志的言行和經(jīng)歷。這部書的史料特別密集，而且具有連續(xù)性、系統(tǒng)性。在書里，我們作為編者沒有站出來說話，沒有加入主觀的評價，堅持留給讀者去分析、判斷。這也是這部書能夠客觀公正反映歷史的一個保證。

    本報記者 王君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