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華 學者，文化批評家，深圳大學文學院中文系教授，深圳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文藝理論研究學會理事。已出版專著《個體哲學》等，在國內外重要期刊發(fā)表論文120余篇。曾先后應邀赴美國、英國的大學做高級訪問學者。

　　編者按：今天，本報“重估中國當代文學價值”討論系列我發(fā)言之三刊發(fā)的是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王曉華和遼寧省文藝理論研究室牛寒婷的文章。王曉華認為，肖鷹的精英意識驅使他對邊緣文化、邊緣人物、邊緣精神做出歧視性評論。純文學不過是種想象，以純或不純裁定文學與非文學不過是為展示權力尋找借口。而牛寒婷認為，中國當代文學價值的評估需要精英立場的積極介入。這里的精英立場，既是專業(yè)研究的原則、視域和水準，也具有指導文學現(xiàn)實的實際意義，既是一種知識分子的良知和義務，更指向精神追求的真善美，既需要精英意識的貫徹始終，又有包容的開放性和胸襟。

　　前幾天，在報紙上看到北京學者肖鷹的高論：“‘網絡文學’不是文學。 ”

　　我曾與肖鷹先生把酒言歡，很欣賞他的大俠風格，也非常贊同他的某些論斷，但極其反感他時常流露出的精英意識。這種精英意識經常驅使他對邊緣文化、邊緣人物、邊緣精神做出歧視性評論。對于網絡文學，他的評價就低得不能再低了：“文化民主顛覆了精英意識，這是‘網絡文學’應運而生的前提。文學就是純文學，它是有規(guī)則和水準的，我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認為‘網絡文學’不是文學。那些出版商們四處尋找網絡寫手，尋找‘網絡文學’，其實是在尋找文學的胚胎。 ”

　　這段有關網絡文學的高論令我想起了這樣的命題：“只存在人，不存在黑人！ ”

　　不是嗎？當年的白種人就把有色人種當作低于人的存在，甚至聲稱“我們不可能設想這些生命竟然是人”�，F(xiàn)在，有人聲稱“‘網絡文學’不是文學”，其論調與當年的種族主義者何其相似？

　　既然 “網絡文學并沒有經過準入程序，沒有獲得文學準入證”，那么，誰有資格決定什么是文學或非文學？哪些人有權力頒發(fā)文學的準入證呢？肖鷹沒有明說，但其潛臺詞非常明白：只有像他這樣的生活在皇城根下的“中央級”學者才有這樣的特權，因此，全中國的寫手都應該奔赴北京，哀求“中央級”學者賜給他們這至關重要的“準入證”；否則，你就至多是文學界的盲流，所創(chuàng)作的作品也只能是“前文學”。

　　然而，肖鷹對于“純文學”的說法還是暴露出他的無知：正如沒有純水、純人、純金屬一樣，也沒有純文學；純文學不過是種想象，以純或不純裁定文學與非文學不過是為展示權力尋找借口。

　　我知道肖鷹是研究美學的，在文學方面是外行。身為外行，卻敢肆無忌憚地評說，這是為什么呢？

　　原因很簡單：因為他生活在北京，覺得自己是中央級學者，有權力批評他人。我注意到，被肖鷹點名批評過的人大體上都是“地方性”的(如趙本山、賈平凹、阿來)，涉及的文化樣式也主要是邊緣性的(如二人轉)，他所用的標準則來自于強權意識(如何者為“純”文學)。

　　問題的關鍵是：皇城根下的學者自以為自己掌握頒發(fā)“準生證”的權力，這些借助權力體系說話的人早已處于異化狀態(tài)，自己都遠遠不“純”，還好意思說區(qū)別文學、藝術、道德“純”或“不純”。

　　其實，肖鷹的態(tài)度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中央級”學者的傲慢與偏見。在一次會議上，某位來自北京的學者得意洋洋地宣稱：“我們負責編文學史，掌握了選擇作家的權力，因而那些未被選上的作家(如王朔)就恨我們。 ”然而，富有諷刺意味的是，即使在中國，這位學者編的文學史也不過是無數(shù)文學史書籍的一種，他沒有權力決定哪位作家進入或者不進入文學史——你們不選王朔和王小波，但他們卻如此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文學史，以至于不選他們的現(xiàn)當代文學史是不完整的；你問問大多數(shù)讀者有幾個知道您老人家，又有多少知道王朔和王小波？

　　好在中國開始進入多元化時代。在這樣的時代里，北京和上海、南京、廣州、昆明一樣是不同的地方；中國就是這些地方的聯(lián)合體，中國文學也是無數(shù)地方文學的集合；因此，沒有哪個地方的人擁有裁決文學的特權。

　　或許正是因為特權受到了威脅，包括肖鷹在內的北京學者痛恨 “文化民主”，傲慢地評價邊緣性的文化、學者、作家，以挽救支撐他們特權的“純”。

　　這種對“純”的言說無非是偷換概念的游戲：用“白人”概念替換“人”的概念，用皇城根下部分人的文學理念代替文學。我們如果看透了這套把戲，就會明白：斷言網絡文學不是文學，與當年的種族主義者宣稱“黑人不是人”一樣荒謬。

　　□王曉華(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