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永烈：我寫“文革”史

　　寫作緣起

　　決定從事“文革”研究和寫作的緣起，是1981年春，我在電視上看到了審判“四人幫”的轉播，震動很大。我發(fā)現審判中揭露出來的大量事實，比任何虛構的小說都更加驚心動魄。另外，那時我還讀了《第三帝國的興亡》，那本講述納粹德國歷史的巨著，也讓我深深震撼。“四人幫”也叫“上海幫”，“文革”十年我都是在上海度過的，作為上海作家，我想自己寫作這段歷史，會比其他地方的作家更占優(yōu)勢。所以在二十年的時間里，我跑遍上海、北京乃至全國，大量查閱“文革”檔案和資料，尋訪親歷者，包括陳伯達、王力這樣的“中央文革小組”主要成員，留下他們的口述歷史。

　　我們寫歷史，常常陷入的一個誤區(qū)，就是以“后來”定“當初”。一個人后來成了壞人，那他當初也必定很壞，反之亦然。所以我們會看到很多人的回憶錄里，都有意隱去或者增添某些內容，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也常帶有明顯的立場。比如毛澤東1948年在城南莊脫險，陳伯達是救了毛澤東的，可是連聶榮臻的回憶錄里也不提陳。因為陳伯達后來成了“文革”的主犯之一，人們寫到他的時候就諱言這個事情。像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我在寫作中遇到矛盾的材料，就必須仔細甄別。當時就是當時，后來就是后來，江青當年也走過一段革命的路，我書里就沒有寫她是“叛徒”。

　　史學研究歷來重視文獻，文獻的“文”指檔案材料，“獻”就是口述史。我認為當代人寫當代史的優(yōu)勢就在于對“獻”的重視。那些檔案，現在還處于保密階段的，有可能過個幾十年、上百年，后人能很方便地查閱。但是當事人越來越少，我當年采訪的許多人現在都已經離世了，所以這些第一手的材料就無法復制。我很看重這種原創(chuàng)性，也相信這本書的價值正在于此。

　　命筆三難

　　“文化大革命”史，是中國當代史研究工作中一片暗雷四伏的處女地，一片忌諱甚多的是非之地。

　　寫作《“四人幫”興亡》，主要存在著三大困難：

　　一是采訪難。這本書建立在大量采訪當事人的基礎上，“文革”的直接當事人往往很敏感，不愿開口，所以這種特殊的采訪是很艱難的工作。

　　二是寫作難。本書是從“四人幫”每個人的發(fā)展歷程切入，事實上描繪了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全景。“四人幫”的興亡，貫穿十年“文革”始終，涉及很多重大的歷史事件和重要的人，寫作中要特別注意分寸的把握。事實要求高度準確，哪怕一兩句話有出入，可能就會招來意想不到的麻煩。

　　三是出版難。1986年就曾有出版社得知我的寫作計劃，準備出版，結果在書稿付廠排印后又因故停止，直到1988年才陸續(xù)出版了本書的初稿，也就是王、張、江、姚四人的傳記。這次人民日報出版社推出的三卷本《“四人幫”興亡》，經過新聞出版總署審批，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審讀，才最后通過。

　　以“文”入史

　　這本書應該說是用文學的手法來寫歷史，因為我是作家，用作家的眼光來看，重大的歷史事件是不能虛構的，但細節(jié)一定要充分，重視可讀性。我認為作家這個職業(yè)就是捕捉細節(jié)的職業(yè)，而史書往往不會這樣寫。比如“四人幫”被捕之前，我都寫到了，江青那個下午還在摘蘋果，王洪文那天正在看電視，一直到時間差不多了，他的秘書喊他，老王，該走了。他才走出去。姚文元離開家的時候，夾著一個公文包，匆匆忙忙就走了，他妻子還追出來說，你帽子忘戴了。這些都是真實的細節(jié)，虛構就沒有意義了。有的作家寫江青被捕時又哭又叫的，這就不對。我做那么多采訪的目的，就是讓當事人還原當時的環(huán)境和細節(jié)。

　　這部書還要繼續(xù)做補充和修改，因為好多歷史的真相還沒有搞清楚，我的采訪和研究工作還在繼續(xù)。很感謝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同志們，他們對本書給予了肯定，在審查中也沒有太多的意見，修改也比較簡單。(口述：葉永烈 　采寫：武云溥)

　　“四人幫”興亡(上中下三卷本)　葉永烈　人民日報出版社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