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達爾文從未來過中國，但他竟成了中國近代思想運動的啟蒙者，深刻影響了中國的社會科學、政治思想和人生哲學。

　　達爾文的中國路徑

　　李華芳

　　今年是達爾文誕辰200周年、著作《物種起源》出版150周年。當我寫下這個題目，突然意識到一個問題，其實查爾斯·達爾文根本就沒有踏足中國，但不僅是中國社會的變化，也包括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都與達爾文思想有千絲萬縷的關系。

　　達爾文的名字最早在中國出現，是《申報》于1873年發(fā)表了一則題目叫做《西博士新著〈人本〉一書》的報道。報道中說的西博士“大蘊”，就是達爾文；而《人本》此書，指的是達爾文在1871年出版的《人類起源和性的選擇》。這個書訊當然沒有引起很大的注意。但同年，中國學者華蘅芳聯手美國傳教士馬高溫把賴爾的《地學淺釋》譯成中文出版。其中引用“有兌兒平(就是達爾文)者，言生物各擇其所宜之地而生焉，其性亦時能改變”。1891年《格致匯編》又對達爾文學說做了概略的介紹，說達爾文“考得動植諸物，今雖千萬物，原自無多數種漸蕃衍變生成……”

　　這些零星的片段其實并沒有引起很大的關注。但有意思的是，達爾文在中國廣為人知是因為赫胥黎的《天演論》被嚴復譯介到中國。與之前達爾文思想默默無聞的情況不同。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在1895年就翻譯完成了，1897年陸續(xù)在《國聞報》上發(fā)表，1898年正式刊行。在《國聞報》的連載極大提升了這本書的知名度，而達爾文的名字也伴隨著“進化論”思想在中國傳播開來�！拔锔偺鞊瘛⑦m者生存”的全部闡釋，卻要等到1920年。馬君武先生歷時20年，終于把《物種起源》譯成中文，1920年商務印書館以《達爾文物種原始》出版。麥恩士(Ernst Mayr)所作的序言中將達爾文以天擇說解釋物種原始的思想，與哥白尼之行星繞日說，及牛頓之吸引力說相提并論，并且認為達爾文思想對人類社會國家影響之巨大則遠過之。

　　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浦嘉珉的《中國與達爾文》，對達爾文思想在中國的后續(xù)傳播進行了考察。在救亡圖存的時代背景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被中國的維新派、共和派、無政府主義者和革命派都不同程度的接受，也對他們的實際行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中引發(fā)的社會思潮就是中華同胞不應該消極坐等帝國主義侵吞，使中華民族淘汰滅種，而應該奮發(fā)圖強�！短煅菡摗吩诳陀^上起到了激勵民眾、救亡圖存的作用，所以在當時風行全國。在十多年里出版了三十多種版本。單是商務印書館，從1905年到1927年的二十二年間就印過二十四版。

　　而進化的觀念，以及進步主義運動，加上進步知識分子，這一切為后來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既在傳播方式上做了路演，也在理論背景上做了鋪墊。李大釗以及陳獨秀都在《新青年》上發(fā)表過有關“進化論”的文章。這些早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者有意無意地觸及了至今在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即公平的觀念是如何“演化”的。對于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理念而言，公平的分配是與有效率的生產至少同等重要的命題。

　　達爾文的思想幾乎對所有社會科學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最早的達爾文生物學思想與經濟學思想之間緊密相關。達爾文自己在日記中曾說：“1838年10 月(按原文誤記為9月28日)，那是我開始做有系統思考以后的第15個月。我偶爾為了自娛而閱讀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現譯《人口原理》)，并且準備采用‘生存競爭’一詞。因為經我長期地觀察動物和植物以后，發(fā)現這種現象到處都在發(fā)生�！庇纱丝芍�“生存競爭”的思想的確是源自馬爾薩斯的《人口論》。

　　同時達爾文的思想與亞當·斯密的思想之間也有復雜的關系，物競天擇與市場競爭的觀念具有明顯的相似性。古爾德在《自達爾文以來：自然史沉思錄》中提及了達爾文從斯密處借鑒思想的事情，這一篇文章的題目是《論竹、蟬和亞當·斯密經濟學》。竹是中國的剛竹，999年的時候，剛竹開了一次花，其后每隔120年才開一次花。中國的剛竹被移植到其他地方后，120年開一次花的周期依舊不變。另外一個例子是蟬，定期性的蟬在地底下生活十幾年靠吸食樹根中的漿水存活，然后在短短幾周內爬出地面，交配、產卵、死亡。竹和蟬拋給生物學的難題是“為了瞬間燦爛，為什么要那么長時間？”表面上看來成本巨大的行為，到底對生物意味著什么？古爾德的解釋是，竹和蟬是很多生物的美味佳肴。同其他生物以多產出后代來爭取少數后代逃過捕食者之口得以遺傳下來的方式不同，竹和蟬演化出抵御捕食者以減少被吃掉的機會的策略是“不經常出現”。而一旦出現，又以數量眾多使捕食者無法吃盡。這被稱為“捕食者滿足”策略。古爾德提醒說，達爾文認為大多數動物靠斗爭而生存，但不能忘記生存的武器不一定是尖牙利爪。

　　所以有兩種不同的爭取基因遺傳最大化的解釋，一種是競爭的，另外一種是捕食者滿足的，這印證了古爾德對達爾文的闡釋：自然選擇才是“演化的創(chuàng)造性力量”。這反過頭來對經濟學的啟示是，并不是只有一種“理性”的行為，而是要看“市場過程”，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到科斯這一路傳統的“真實世界的約束”。

　　新古典用效用最大化泛化解釋一切人類行為，但一個根本性的詰難是人為什么會自殺。因為自殺后效用的載體也不存在了，所以不存在最大化效用的可能了。但回到達爾文的演化思想，“適者生存”的意思并非是一定要自己要效用最大化從而活下去，而是說可以用遺傳適應性來替代效用最大化，自殺就可以被認為是在特殊的約束下尋求與自己相關的基因遺傳的最佳適存率，這也同樣可以用來解釋“犧牲”、主動付出、利他合作等原本被主流經濟學所忽視的、但是在現實的人類社會中廣泛存在的行為。

　　另外，目前的經濟學為了解決人類突破“囚徒困境”建立合作秩序的難題，重新回到了達爾文的演化思想。人類要超越囚徒困境，不僅需要從新古典的角度所探究的信息完備等條件，或許也需要從演化視角來看的“同情心、公平感”的演化。諸如汶川地震后的捐贈和志愿服務，或可以從同情心和公平感通過“謎米”遺傳的角度獲得解釋。而“基因-文化”共生演化的觀點，也被視為是擴展了的達爾文演化思想，被當前的學界逐漸接受。達爾文從馬爾薩斯和亞當·斯密那里得到的饋贈現在開始一點點回饋給經濟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