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是農(nóng)耕時代寶貴的社會財富。無論是小農(nóng)家庭，還是朝廷，對牛大多關(guān)愛有加。宋代法律規(guī)定嚴禁屠殺耕牛。要殺，也得向政府報告緣由，由官家統(tǒng)一來殺。

　　編訂于北宋初年的《宋刑統(tǒng)》中，有“諸故殺官私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殺牛馬者徒一年”的法條。到了南宋，刑罰更重，“諸故殺官私馬牛徒三年”。即便是致傷致殘，只要影響了正常使用，一律按殺死罪對待。如果殺死自家養(yǎng)的牛，則要勞動改造一年半，一下子比北宋多出了半年。

　　雖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但重罰之下未必就沒有。法律條文再細密，再嚴厲，也有不怕?lián)浠鸬娘w蛾。在一些地區(qū)，老百姓不僅不把禁止殺牛放在心上，而且大吃特吃牛肉，甚至有“一鄉(xiāng)皆食�！钡膲延^景象。

　　那時候，宮廷以吃羊肉為美，老百姓卻“以牛肉為上味”。受利益驅(qū)動，不少想撈一把的投機分子積極揮起屠刀，史稱“不逞之輩競于屠殺”。當真是有多少需求，就有多少供給。據(jù)記載，從洛陽到開封，“鬻牛肉者甚眾”，公然買賣牛肉的店鋪隨處可見。

　　諸位若要問上一句，地方官就這么不管不問，難道他們都是瞎子嗎？回答還真是肯定的。在吃牛肉這個事情上，絕大多數(shù)地方官都選擇了做睜眼瞎。在他們的姑息縱容之下，法律只是法律，食欲得到空前解放。

　　之所以不落實朝廷部署的屠牛禁令，地方官自然有他們的小算盤，不外是數(shù)錢數(shù)到手抽筋，讓錢包盡快鼓起來。不過您可別給想歪了，他們并不是為了個人致富，而是增加地方收入。說到底，是為地方造福。

　　早在宋代初年，一些地方面對百姓殺牛吃牛的“反動”行徑，就沒有嚴格依照法律規(guī)定搞“嚴打”，而是就坡下驢，打著因地制宜順應潮流的旗號，開征牛肉稅。

　　其實，這么做并非沒有道理。保護耕牛的理念沒有錯，但各地區(qū)情況不同，在那些活牛多如牛毛的地方，牛并不是稀缺性生產(chǎn)資料，甚至與家養(yǎng)雞鴨沒什么差別，殺來吃肉，談不上有多影響農(nóng)耕。

　　放開屠牛禁令，打開牛肉市場，一方面豐富了人民群眾的菜籃子，一方面豐滿了地方政府的腰包。不論是一縣之長，還是一州之長，作為地方父母官，一只耳朵聽萬民稱頌，一只耳朵聽銀錢叮當，造福于民，造富于官，何樂不為。這種雙贏的執(zhí)政理念，就該得到推廣。

　　可惜人無百日好，花無百日紅。公元1031年，山東萊州知州張周物特立獨行，對這個事兒看不過去，跟仁宗打了個小報告，說“官禁屠牛，而州場稅膀有收算之文”。意思是官家明明禁止殺牛，卻還要收牛肉稅，這不是自相矛盾嗎？看看身邊都成了什么樣子，高呼嚴禁殺牛的口號響徹云霄，滿大街卻牛肉飄香香飄萬里，很不像話。這不就是典型的形式主義，陽奉陰違，有悖朝廷精神嗎，這不就是地方上躲在旮旯里玩弄的潛規(guī)則、錢規(guī)則嘛。說小了，是管理不到位，說大了就是公然對抗朝廷哇。

　　張周物這一番話，說的不無道理，卻也沒什么道理。他的道理在于，地方執(zhí)行力不夠，蔑視國法，蔑視朝廷權(quán)威。他的沒道理在于，忽視地方特點，開展工作搞一刀切。事實確實如此，官僚主義的公文從來不管地方實際，全國山河一張紙地發(fā)將下去。這么一級一級地拍下來，地方上能有啥辦法，只好走形式主義道路，拿形式主義的擋箭牌，防防官僚主義猛箭。

　　牢騷歸牢騷，不管怎樣，這事兒最后讓皇帝大人知道了。于是，從宋初到仁宗，糊了七十多年的窗戶紙終于捅破，牛肉稅自此廢止。

　　(孫雅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