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紅(山西)

　　1931年，張國燾作為中共中央代表來到鄂豫皖蘇區(qū)，擔任了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鄂豫皖軍事委員會主席。這個時候徐向前正擔任紅四軍軍長、紅四方面軍總指揮。作為紅四方面軍中的高層領導成員，張國燾與徐向前“搭檔”數(shù)年，直至長征中，兩人的關系到了命運轉折的關節(jié)點上。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徐向前既要擁護中央北上決策，但又不愿將紅四方面軍拆為兩半……那么，在毛澤東與張國燾之間，徐向前是如何做出艱難而明智的選擇的呢？

　　徐向前很久以來一直想離開紅四方面軍，因為張國燾一直對他用而不信，在許多問題上根本不征求、不重視、不尊重他的意見，有時還用各種手法貶低他的地位和威信。徐向前總感到壓抑。紅一、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合，給徐向前提供了機會。他希望借兩軍會師，能離開張國燾到中央工作。但是，誰也沒有想到，會師的歡樂是如此短暫，美好的前景轉瞬即逝，兩大主力紅軍之間出現(xiàn)了裂隙。

　　客觀地說，一開始張國燾對于策應紅一方面軍的態(tài)度是積極的，會師之前對中央的指示是尊重和服從的，這從他大力支持嘉陵江戰(zhàn)役可以看出來，從他不遺余力地督促部隊向川西進軍甚至不惜放棄川陜蘇區(qū)可以看出來，從他積極動員和組織衣物、糧食支援中央紅軍可以看出來。但是，當他了解到中央紅軍不足2萬人之后，他就開始不安分、不平靜了。他擁有4倍于中央紅軍的實力，他覺得自己應該做主人。

　　兩河口會議后，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李維漢、劉伯承到四方面軍慰問。當李富春抵達理縣時，張國燾公開提出統(tǒng)一軍事指揮、充實總司令部的問題，要求軍委設常委，決定戰(zhàn)略問題；徐向前、陳昌浩參加總司令部工作，以徐向前為副總司令，陳昌浩為總政治委員。因事出突然，又事關大局，李富春立即向中央做了匯報。未等中央答復，張國燾又令陳昌浩致電中央：“請張國燾任軍委主席，朱德任前敵總指揮，周副主席兼參謀長�！迸c此同時，中共川陜省委也提出了類似的要求。

　　對于會師后出現(xiàn)的復雜情況，帶兵在前線擔任開路先鋒的徐向前一直被蒙在鼓里。有一天，徐向前與陳昌浩交談時正式透露：“我這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軍干不了�，F(xiàn)在中央來了，有不少能人，你看是不是由劉伯承同志來替我，他是軍事理論家，也有豐富的實戰(zhàn)經(jīng)驗。”陳昌浩一下子怔住了，感到十分突然，急忙問道：“那你呢？那你準備干什么去？”徐向前誠懇地說：“我到中央去，隨便分配什么工作都行，反正是能力有限，做點具體工作吧！”陳昌浩堅決不同意�？尚煜蚯安⒉粸殛惒�浩的態(tài)度所動搖，拿定主意要走。

　　面對張國燾咄咄逼人的攻勢和赤裸裸的野心，中央領導層進行了討論。為了團結四方面軍將士一同北上，大多數(shù)領導同志同意做適當讓步。

　　1935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對中革軍委領導成員進行調整，任命中革軍委主席朱德仍兼紅軍總司令，張國燾任總政治委員。3天后，中央又決定組織前敵總指揮部，以徐向前兼總指揮，陳昌浩兼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參謀長。中央還做出明確的規(guī)定：“一、四方面軍會合后一切軍隊均由中國工農(nóng)紅軍總司令、總政委直接統(tǒng)率指揮�！�

　　7月中旬，中共中央抵達蘆花前線，駐守在此的徐向前第一次見到了中央領導同志。

　　由于兩軍會師后產(chǎn)生了一些齟齬，特別是張國燾、陳昌浩已分別向中央提出強硬要求，其中也涉及徐向前的職務問題，所以，中央領導人包括毛澤東等在與徐向前接觸時都十分謹慎。但是，他們對徐向前在創(chuàng)建和壯大紅四方面軍過程中的作用看得很清楚。毛澤東有個生動形象的比喻，說徐向前是孵化和帶大四方面軍的“母雞”。見面時，毛澤東代表中央政府親自將一枚紅星獎章授予徐向前，表彰他在發(fā)展根據(jù)地和軍事上的杰出貢獻。

　　不久，期待已久的開拔令終于下達了，軍委決定兵分左右兩路北上。

　　對于北上這一原則，徐向前態(tài)度鮮明、立場堅定，明顯地拉開了與張國燾的距離。8月20日，徐向前在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發(fā)言說：“原則上的問題，以前已決定，當無可爭。我們應堅決先從洮河右岸前進，從岷州方向突破向東。如果不能走時，再從洮河左岸向東突擊。戰(zhàn)略方針當然是向東�！毙煜蚯暗陌l(fā)言受到毛澤東的贊揚。會后，毛澤東根據(jù)大家的發(fā)言整理了《關于目前戰(zhàn)略方針之補充決定》。

　　8月21日，右路軍分兩路通過草地。到達班佑后，首要任務是迅速奪取通往甘南的咽喉要地包座。徐向前鑒于右路軍中三軍團還未跟上來，位于戰(zhàn)斗位置的只有一軍團和四方面軍的第四軍、第三十軍，而一軍團又相當疲憊，遂建議由四方面軍的部隊承擔攻打包座的任務。毛澤東對徐向前時刻顧全大局的精神非常贊賞，批準了他的建議。

　　包座之戰(zhàn)是兩軍會師后打的第一仗。包座之戰(zhàn)，打開了紅軍北上的通道，右路軍急迫地催促左路軍火速東靠、并肩闖隴。可就在這時，黨內又起風波，實際控制左路軍的張國燾來電要求右路軍南下。

　　“屯兵于此，無異等胡宗南從容布陣來圍殲我們。戰(zhàn)機一失，北上的路線就會被堵塞，那就只有再退回草地了。唉，那就麻煩了！”徐向前實在不明白張國燾葫蘆里裝的什么藥。

　　毛澤東也很著急。9月1日，他與徐向前、陳昌浩致電給張國燾、朱德，詳細、全面地分析了目前的形勢，指出這是紅軍挺進甘南實現(xiàn)北上抗日的最好時機。

　　兩天后，張國燾回電，態(tài)度強硬地堅持南下。

　　中央把勸說張國燾的希望寄托在徐向前身上。徐向前也抱著一線希望。因為過去無論是在鄂豫皖還是在川陜，大部分時候是張國燾、陳昌浩商議決定大局，但在徐向前、陳昌浩意見完全一致時，張國燾也會做出妥協(xié)。9月8日，徐向前、陳昌浩以兩人的名義發(fā)電給朱德、張國燾：“我們意以不分散主力為原則，左路速來北進為上策。”

　　就在電報發(fā)出的同時，前敵指揮部收到張國燾以朱、張名義打來的電報：“一、三軍暫停向羅達進軍，右路即準備南下，立即設法解決南下的具體問題，右路皮衣已備否？即復�！�

　　終于到了攤牌的時候。

　　在這關鍵時刻，陳昌浩首先改變了態(tài)度，同意部隊南下，倒向了張國燾一邊。

　　徐向前心里十分矛盾。合兵北進是他的基本思想，南下固然是他不愿意的，但他更不情愿的是分兵，他不想看到紅一、四方面軍分兵，也不愿看到自己生死與共的四方面軍分裂成兩半。在這種情況下，徐向前也表示同意南下。

　　事隔不久，鑒于張國燾公然對抗中央的北進方針，勸說、命令均無效，黨中央率一、三軍團單獨北進。臨行前的9日晚，毛澤東來到徐向前的住處，在院中見了徐向前。他問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見怎么樣？”

　　徐向前直言相告：“兩軍既然已經(jīng)會合，就不宜再分開，四方面軍如果分成兩半，恐怕不好指揮�！�

　　聽了他的回答，毛澤東沒再說什么，默默地點了點頭，呆了一會，就走了，并且連夜率三軍團不告而別，向俄界前進與一軍團會合。

　　對于中央的北上方針，創(chuàng)造川陜甘根據(jù)地的計劃，徐向前是完全擁護的，陳昌浩也是同意的。他們原來就有過這種設想。徐向前滿心希望中央不再發(fā)生分歧，作為一個軍事指揮員和開路先鋒，他一直在考慮怎樣為創(chuàng)造川陜甘根據(jù)地打開通路。一、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合時，紅四方面軍有8萬之眾，紅一方面軍只有2萬人馬。張國燾借此散布“中央政治路線有問題”、“一方面軍的損失和減員應由中央負責”等論調，想要取毛澤東等的領導地位而代之。這些，徐向前并非不知道。但他被兩軍會師的歡樂所激動，對于兩軍會合后出現(xiàn)的復雜局面沒有太多的思想準備。兩軍會合后，他的主要想法是要離開四方面軍，到中央做點具體工作。但他沒想到張國燾會公然對抗中央的北進方針，陳昌浩又緊隨其后�？勺屗麕б徊糠秩笋R離開張國燾，使他辛苦創(chuàng)立起來的紅四方面軍分裂，也是徐向前所不忍看到的。加上一、四方面軍會合后，一些教條主義者指責四方面軍有“土匪作風”、“政治落后”，撤離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義”，甚至寫文章公開批評。這都使身負重任的前敵總指揮徐向前不能不心有余悸，不敢貿(mào)然追隨中央紅軍。

　　當徐向前還在幻想能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解決辦法時，傳來了中央紅軍單獨北進的消息。徐向前回憶說：“那天早晨，我剛剛起床，底下就來報告，說葉劍英同志不見了，指揮部的軍用地圖也不見了。我和陳昌浩大吃一驚。接著，前面的部隊打來電話，說中央紅軍已經(jīng)連夜出走，還放了警戒哨。何畏當時在紅軍大學，他跑來問：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陳昌浩說：我們沒下命令，趕緊叫他們回來！發(fā)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個鐘頭說不出話來。心想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呀，我們毫無思想準備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腦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電話請示：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警戒，打不打？陳昌浩拿著電話筒，問我怎么辦？我說：哪里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陳昌浩不錯，當時完全同意我的意見，做了答復，避免了事態(tài)的進一步惡化。他是政治委員，有最后決定權，假如他感情用事，下決心打，我是很難阻止的。在這點上，不能否認陳昌浩同志維護團結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敵指揮部開了鍋，人來人往，亂哄哄的。我心情極壞，躺在床板上，蒙起頭來，不想說一句話。”

　　在緊急關頭，徐向前堅決果斷地命令：“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這極明事理、擲地有聲的一道命令，反映了徐向前在大是大非前面、在長征最緊要關頭的一個“十字路口”上的明確明智的抉擇，是他在關鍵時刻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

　　張國燾清楚徐向前在四方面軍的威望和影響力，他知道徐向前有一批忠誠的追隨者。為了爭取徐向前，張國燾在卓兒碉悍然自立“中央”后，立刻去做徐向前的工作。

　　中央紅軍北上之后，張國燾召開另立中央的會議時，有人示意要徐向前發(fā)言。徐向前坐在一個角落里，表情嚴肅，“吧嗒吧嗒”地猛抽煙，一言不發(fā)。紛繁復雜的黨內斗爭，使他心里亂如麻團。在變幻莫測的政治風浪中，他第一次碰上了如此棘手的局面。他一時理不出頭緒，只好用沉默來對待這一切。

　　會后，張國燾找徐向前談話。徐向前明確地表示自己不贊成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做法。他說：“紅軍與紅軍還鬧什么勁。黨內有分歧，誰是誰非，可以慢慢地談，總會談通的。把中央罵得一錢不值，開除這個，通緝那個，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即使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們也不能這樣搞�，F(xiàn)在弄成了兩個中央，如被敵人知道了有什么好處嘛！”徐向前的仗義執(zhí)言，使張國燾無言以對。

　　1935年12月，中共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張浩在給張國燾的電報中，傳達了共產(chǎn)國際關于取消張國燾第二“中央”的指示，并高度評價中央紅軍到陜北的行動。共產(chǎn)國際對中央紅軍的肯定，實際意味著對張國燾的否定。1936年1月下旬，在拖了一個月后，張國燾不得不召開會議，討論四方面軍的行動方針。會上，朱德堅定地提出急謀黨內團結和放棄川康根據(jù)地北上的觀點。徐向前態(tài)度鮮明地支持中央的決議和朱德的提議，陳昌浩也開始轉變。在這種形勢下，張國燾感到大勢已去，只好復電張浩，表示“一切服從共產(chǎn)國際指示”，遂引軍北上，第三次穿過草地，在陜北與一方面軍會合。

　　大浪淘沙。徐向前與張國燾這對“搭檔”在歷史的大潮中，在長征這一非同小可的革命征途中開始分道揚鑣各奔前程，最終走向迥異結局：一個后來成為共和國開國元帥，另一個投敵叛變、最后在國外凄涼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