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祖國、為人民、為和平，將軍身影所到之處光彩流波，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1953年4月，一直想上朝鮮和美軍較量的王必成，終于得償所愿，出任志愿軍第九兵團副司令員，“虎嘯三千里江山”，親身體驗了打敗美軍的民族自豪感。1955年夏天，王必成奉命從朝鮮前線回國，出任上海警備區(qū)司令員。同年9月，戰(zhàn)功赫赫的王必成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各一枚。

　　在上海工作的5年半時間里，王必成非常注重軍政和軍民關系；十分注意尊重地方黨政領導；他黨性強，講原則，顧大局；他治軍嚴，律己也嚴。王必成經常強調：上海警備區(qū)是上海市委的軍事部門，既要聽從中央軍委和南京軍區(qū)的指揮，又要服從上海市委領導。他抓上海民兵工作有聲有色。他說，上海是個高度工業(yè)化的都市，工人無工忙工閑之分；上海郊區(qū)由于機械化程度較高，農民亦無農忙農閑之別。因此，上海的民兵訓練不能采取“大集訓”的辦法，不能搞“一刀切”，必須根據上海的地位和特點，采取行之有效的分散小群的訓練方法，每天一至兩個小時，有分有合，并側重抓特種兵的訓練。根據他的建議，上海市委成立了上海市民兵工作領導小組，把地方黨政部門和駐滬三軍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把民兵工作搞得生氣勃勃。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南京路上好八連”成長前進的道路上，也印著王必成的足跡�！昂冒诉B”是1963年5月由國防部命名的，此時，王必成已調往南京軍區(qū)任副司令員。但是他在任期內，精心培植和扶持了這一典型。他多次深入該連，勉勵八連指戰(zhàn)員發(fā)揚我軍的光榮傳統(tǒng)，身在繁華都市，要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不為燈紅酒綠所迷惑，并指示警備區(qū)政治機關認真總結八連的經驗，舉辦連史展覽。他還邀請上海市委領導去參觀。上海市委還指示上海的“兩報”(即《解放日報》、《文匯報》)，要大張旗鼓地宣傳和推廣“好八連”的經驗。

　　1960年11月，王必成調任南京軍區(qū)副司令員，成為司令員許世友的得力助手，負責軍事訓練。1961年初，南京軍區(qū)某部二連副連長郭興�？偨Y出一套新的戰(zhàn)術教學方法，受到軍領導的好評，被作為典型加以推廣。1962年初，郭興福第一次到南京匯報作業(yè)，許世友、王必成先后觀看了他的教學方法，均連聲贊好。事后，立即在南京軍區(qū)部隊大力組織推廣，使“郭興福教學法”逐漸被推向全軍。

　　1969年夏天，王必成就職昆明軍區(qū)，歷任第一副司令員、司令員、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云南省委第二書記、云南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時間長達10年。前七八年間，正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橫行之時。作為云南黨政軍的主要負責人，他的工作受到了這兩個反革命集團及其在云南的幫派勢力的嚴重干擾。他們捏造種種罪名，向王必成身上潑臟水，大肆進行誣陷、迫害，胡亂拼湊了《王必成在云南的100條罪狀》。1971年9月，林彪集團折戟沉沙后，“四人幫”及其在云南的一伙人，假借批林整風，另搞一套。他們把剛直不阿的王必成視為“眼中釘”，欲置死地而后快。他們上躥下跳，曾一度使王必成無法工作。

　　在逆境中的王必成忍辱負重，力排干擾，為穩(wěn)定西南邊疆的局勢而拼命工作。值得慶幸的是，毛澤東、周恩來及時地處理了云南的問題。1975年2月，黨中央為解決云南問題召開了100天會議，專門下了文件，扭轉了云南局勢。王必成戰(zhàn)場上是虎將，政治上也從不趨炎附勢，從不隨波逐流，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每當省革委會開會時，那些派性干部就在會上胡攪蠻纏。王必成多次與他們的倒行逆施進行斗爭，寸步不讓，捍衛(wèi)了黨性原則的純潔性。作為軍人，他成功地抓了部隊的軍事演習和軍區(qū)機關的拉練，受到了總部領導的高度評價。他頂著“四人幫”的壓力，親自到云南重型機器廠蹲點，幫助該廠打翻身仗。他經常深入到農舍地頭，關切地詢問口糧和看病情況。他還關心昆明市的蔬菜供應和公共交通狀況。所有這些，今天的昆明人民仍有口皆碑。

　　1979年1月，王必成擔任武漢軍區(qū)司令員，回到了生他養(yǎng)他的荊楚大地。王必成還是那個老脾氣。他不顧鞍馬勞頓，短短幾天內，就走遍了軍區(qū)機關、武漢空軍及駐漢軍事單位，還專程到省市機關拜訪。湖北省市負責同志見王必成身體不太好，建議集體來看望他，他風趣地說：“我是湖北人，入鄉(xiāng)拜土地，還是我來看看‘父母官’�！蓖醣爻呻m然在武漢軍區(qū)任職時間僅一年，但他那艱苦奮斗、深入細致的工作作風和他尊重地方、維護軍政軍民團結的精神，給武漢軍區(qū)指戰(zhàn)員和湖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0年春天，王必成就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時間長達7年之久，在這期間及之后的日子里，他為自己奉獻一生的人民軍隊建設出謀劃策，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直到1989年3月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