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的方式面對這場災難。軍人在救援,醫(yī)生在醫(yī)治,記者在報道……那么作家該選擇什么方式?
身為山東省作家協(xié)會的副主席,王兆山先生寫了一首詩。6月6日,這首《江城子·廢墟下的自述》,悄然刊登在《齊魯晚報》的副刊上。幾天以后,引發(fā)一場轉載和批判的狂潮。
我這樣揣度王副主席的心態(tài):誰都不想缺席。
作為一名沒有進入抗災現(xiàn)場的普通記者,我曾深深體會過那種缺席的挫敗感。別人似乎都在做著點什么,而我遠處北京,只能默默難過和祈禱,心里充滿恐慌,似乎自己一時間被整個世界甩在身后。
長久以來,我們都活在缺席的恐懼里。過去的許多時候,當社會在指揮下以同一個聲音放聲歌唱的時候,那些沒有發(fā)出聲音以證明自己在場的人,總不免擔驚受怕——尤其是當這種聲音被當做一種表示和證明,參與總是無害的,而不參與則可能代表著若干復雜的解讀:不合作,不贊成,或者,不忠心。在我們周圍,這幾個詞帶來的評價,往往是負面的。
因此我不禁妄自揣測,當災難過后,輿論開始忙著提供鮮花和掌聲,表達贊美和感激之時,王兆山先生身居作協(xié)副主席之位而默默無語,內心大約也有這種恐慌。我寧愿相信,正是對“缺席”的恐懼,而不是其他惡劣的動機,催促著王兆山先生在災難發(fā)生近一個月后,將自己作品發(fā)表。
他注定不能為自己這首奇思妙想的詞作得意太久。剛剛在電視畫面中目睹汶川特大地震慘劇的人們,面對王兆山對“黨疼國愛”的死者們“縱做鬼,也幸!钡臄嘌,大為光火。每個人都清楚地知道:這樣死去的人們,無論如何也不會有幸?裳。
憤怒如潮水一樣涌向王先生,不過有同行在采訪中獲知,他心態(tài)很好,對批評的回應是:“讓大家說去吧。”
這是我們習慣的結局:來自民間話語的抨擊和指責,無論多么激烈,也因為不具備實質性殺傷力而往往歸于無形。被指責者可以關上家門,關掉網絡,輕松將這種攻擊拒之門外。
我們應該弄清楚:在頌揚中不愿缺席的,王兆山并不是第一個和唯一一個。他的任務完成了,心里的石頭也放下了:在這場大合唱中,他是在場的。盡管也許不那么高明,不那么巧妙,但他表明了心跡,表達了立場。
——立場永遠比方式更重要,這是我們從中讀出的復雜意味。
事實上,類似的文辭,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文辭,在我們過去的記憶中,并不稀少。在一段曾經占據(jù)我們精神生活顯赫位置的“傳統(tǒng)”中,類似王兆山先生這樣的作品,一度連篇累牘。
我們曾有過一個全社會都在追逐潮流的時代?谔柡驼Z錄在每一個人嘴里響起,鼓掌和歡呼時,每一個人都在場,聲音驚天動地,經久不息。在那時的報紙上,這種潮流,也經常以詩歌的形式抒發(fā)胸臆。盡管許多人對此有了審美疲勞,可是沒有人缺席:要知道,缺席,也是一種立場。
我們不該做極端清算歷史的人,所以那段特殊日子里的種種表現(xiàn)應該得到體諒。但是,當民間已日益遠離這種傳統(tǒng)時,從那時承繼下來的對“立場”的慣性,對參與“合唱”的熱衷,卻還在某些文化機構、某些文人的內心深處停留。
這不,一張嘴,吐出來的就是帶著霉味的呼吸。
好在,歷史畢竟在往前走。我們也欣慰地看到了許多沉默的人。他們不抗爭,不抨擊,不揭露。他們默默地生活,平凡地工作。但他們不盲目追逐潮流,不主動參與某些氛圍的營造。他們不屬于社會的兩極,在很多場合的表達中,他們是缺席的大多數(shù),但他們構成這個社會的堅固基礎,并一天天使虛偽無處藏身。
王兆山先生顯然不屬于這個沉默的群體。他不能理解的事情是:有些時候,缺席比在場,更加珍貴。記者 張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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