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我國歷史悠久的傳統(tǒng)選官制度，人們很自然會想到“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舉制，“金榜爛，玉音加，從今穩(wěn)步上天霞”的科舉文化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獨特組成部分。

　　元朝雖然開科舉較晚，取士也不多，但由于空前的大一統(tǒng)，其鄉(xiāng)試的范圍遠超歷代。有一位湖湘籍的名儒竟能培養(yǎng)出多位狀元，他就是歐陽修的后裔，元朝著名政治家、史學家，人稱“一代宗師”的歐陽玄。

　　“元四學士”之歐陽夢馬

　　歐陽玄，字元功，號圭齋，生于至元二十年(1283年)，卒于至正十七年(1357 年)，祖籍江西，后遷湖南瀏陽。歐陽玄本人正是仁宗延祐復舉的直接受惠者，是1315年復科頭一科的探花，歷仕元朝五任君主，常負責起草朝廷詔書、高文典冊。編修《皇朝經世大典》《四朝實錄》《遼史》《金史》《宋史》，撰《定國律》《選格序》，以深厚的史學功底參與了元朝中后期重大文化工程，堪稱功勛卓著、天下聞名，后世將其與吳澄、虞集、揭傒斯等并稱為“元四學士”。

　　歐陽玄是仁宗以來“崇儒重道”大政方針的直接推行者，他在政治思想上敏銳捕捉到了元朝空前大一統(tǒng)所帶來的文教發(fā)展契機：“子徒慕先漢之遺風，若未覩今日之文治。我國家聲教之所暨也，東踰若木之日津，西探崦嵫之月竁，南窮火維之陬，北際冰天之澨。文軌之治既同，弦誦之風四被。視寰海為一辟雍，陶同宇為一庠序。于是在天則應璧府圖書之祥，在地則產孔廟金芝之瑞。藏曲阜之特祠，實飛龍之首歲。乃擇成均之師，申胄監(jiān)之制。三年而科詔頒，文治蝟。日星乎曠世之條，風霆乎多士之氣。將見自今以始，彼漢之億萬，尚敢與今日同年而語哉？”(歐陽玄《辟雍賦》)在歐陽玄看來，元朝大一統(tǒng)為文化認同創(chuàng)造了條件，為中華文化傳播帶來了空前的機遇。正是在元朝，才有了“視寰海為一辟雍，陶同宇為一庠序”，元朝的廣闊疆域都傳播是中華文化的大學校。

　　元朝積極發(fā)展文教事業(yè)，元朝的邊疆儒學就是一大特色。元上都儒學教育起步較早，而且“廟學合一”。政府幾次頒布詔令對上都孔廟進行修繕維護，保持上都儒學教育的人員編制。在元朝“龍興之地”的哈剌和林，儒學教育也得到了長足發(fā)展，著名的蒙古族儒臣哈剌哈孫尊崇儒學，上奏建立廟學，選擇著名儒士任學官，對和林儒學教育作出了重大貢獻。漢族儒士蘇志道(元末名臣蘇天爵之父)長期任職嶺北，在和林孔廟講學不輟，極大促進了邊疆儒學教育的發(fā)展，漠北草原的儒學制度與中原內地配置大體相同。

　　此外，在凈州路、集寧路(均屬今內蒙古烏蘭察布)和應昌路、全寧路(均屬今內蒙古赤峰)、中慶路(今云南昆明)、建水路(今云南建水)，甚至遠在戈壁大漠、條件極為艱苦的亦集乃路(今內蒙古額濟納旗)，都有儒學教育，正是歐陽玄盛贊“今日文治”的由來。

　　歐陽玄的詩作中最有名的一篇莫過于《天馬頌》。1342年，羅馬教皇使者馬黎諾里一行來華，獻上了一匹高大的“異馬”，震驚朝野，一時之間成為各民族士人競相題詠的對象。雍古人馬祖常、色目人儒士丁鶴年、蒙古族道士張彥輔等都有傳世佳作。歐陽玄的《天馬頌》更是傳頌一時，其中“不用漢兵二十萬，有德自歸四海羨；天馬來時庶升平，天子仁壽萬國清”之句，以漢武帝用兵得大宛馬的典故，反襯元朝文治，充滿“以元比漢”的歷史自信甚至“元邁漢唐”的文化雄心。據說歐陽玄小時候就做過“墨色大馬，橫天而過”的奇夢，“歐陽夢馬”成為元人嘖嘖稱奇的茶余掌故。

　　儒者之樂：館下新添兩狀元

　　歐陽玄的弟子阿察赤、李黼都是狀元。其中，李黼是潁州(今安徽利辛)人，后來官至禮部侍郎，一生忠誠奉職，流芳后世。阿察赤史料闕如，難以知其生平，但阿察赤這個名字是元朝比較常見的蒙古人名。

　　作為狀元的國子學老師，歐陽玄想到仁宗朝開科舉、育人才的新政終獲大成，不勝感慨，信筆寫道：“昔被仁皇雨露恩，三朝五度策臨軒，小臣報國無他伎，館下新添兩狀元”“禁院層層桃李開，天街繡轂轉晴雷；銀袍飛蓋人爭看，兩兩龍頭入學來”。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儒者的人生三樂之一；而能得天下各民族英才而育之，他們還取得如此成就，做老師的那種歡悅就非言語所能描述。

　　歐陽玄與各族士人唱酬往來，作為狀元的師傅，《元史》評價他“文章道德，卓然名世。羽儀斯文，贊衛(wèi)治具，與有功焉”，實在是不刊之論。

　　歐陽家學與元朝岳麓書院

　　歐陽玄的祖父歐陽新以經學著稱，曾任岳麓書院講學，講學水平很高。據說當時的山長歐陽守道聽過他的講課后感嘆“長沙自有仲齊(歐陽新字)，吾何為至于此”。

　　岳麓書院在宋元戰(zhàn)爭中被焚毀，中統(tǒng)二年，元世祖忽必烈下詔保護書院，“毋得侵擾褻瀆，違者加罪”。不久后，潭州學正郡人劉必大主持重建岳麓書院，恢復宋代舊觀，楚南士子重又云集于此。延祐元年(1314年)，岳麓書院再次得到修整，修復后的書院規(guī)制宏整，做到了“講學有堂，藏書有閣，祭祀有祠殿，游息則有亭軒”，保持了宋代舊有規(guī)制。元朝岳麓書院延續(xù)自南宋張栻(胡宏弟子)確立的“成就人才以傳道濟民”的育人原則，訓誡學生體察求仁，不要把“熟于記誦，工于辭章，優(yōu)于進取”作為學習目的，而是要堅持“審問于人，慎思于己，明辨而篤行之”的湖湘學派精神，因而教學卓有成效，不同于一般官學化的以科舉為目的的書院。

　　作為湖湘學人，歐陽玄對湖湘地方儒學和書院發(fā)展十分關注。他的兩篇學記《道州路重修濂溪書院記》和《道州路學重建記》，從側面反映出元朝中后期官方尊隆儒學的重要政策。道州(今湖南道縣)是宋代理學大家周敦頤(濂溪)的故鄉(xiāng)，元初時發(fā)生過“濂溪書院事件”：元初嶺北湖南道廉訪分司以周敦頤為“亡宋道學之士”，不該立塑像以及書院收藏故宋皇帝題詞兩件事為由向上參奏，要求“拘收焚毀”。一時間氣氛緊張，行御史臺把這件事交下屬機關察院審議，結果察院“議得濂溪先生學續(xù)千秋，道傳二程，維持綱常，發(fā)明仁義，實大惠于學者，乃有功于圣門，禮宜通祀，豈止鄉(xiāng)土一祠而已？”不僅肯定了為周敦頤塑像的合法性，而且對廉訪分司的行為給予了嚴肅駁斥，最終把塑像題詞等物歸還了書院。

　　歐陽玄的這兩篇學記大力旌表周敦頤，認為“皇元定宋九儒從祀，周子居其首”。周敦頤之所以被推尊為首位大儒，實因朱熹“最先尊信”周敦頤，而元朝又特重程朱理學，于是周敦頤學說成為天下顯學。藉由歐陽玄的申論與施政作為，周敦頤在儒家道統(tǒng)譜系中被確立起神圣地位。周敦頤、二程、朱熹一起歷經元明，成為儒家道統(tǒng)學說的扛鼎人物。在歐陽玄那里，朝廷確立理學道統(tǒng)與地方傳續(xù)湖湘學脈，其實是互為表里、一體推進的。元朝雖為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但尊崇儒學，把州縣學(官學)與書院作為地方儒學教育的兩手來抓，地方文教事業(yè)取得了很大發(fā)展。時人黃溍評說“其為書院者遂與州縣學參立而布滿四方”，全國四百余所書院繪出一片弦歌不輟、文化繁榮的盛景，以至于近代史家有“元代書院，視宋尤盛”的評論。

　　(作者：閆恒，內蒙古黨校哲學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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