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降職"的啟示：學而優(yōu)則仕的傳統(tǒng)應消除？

　　1955年，錢學森沖破重重阻力回歸祖國。1956年10月6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錢學森任院長。但是，幾年之后，錢學森卻“降職”為五院副院長。筆者查閱了有關檔案，找到了他任副院長的權(quán)威證據(jù)——1960年3月26日頒發(f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政干令第221號《劉亞樓等兼任職務》——“奉國務院總理周恩來1960年3月18日命令：任命劉亞樓兼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任命王秉璋兼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長。任命錢學森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長，免去其該院院長兼一分院院長職務。”

　　這絕不是上級機關和領導對他不信任，或?qū)λ�任院長期間的工作不滿意。恰恰相反，從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到具體分管國防科技工作的聶榮臻元帥、陳賡大將等對他是充分信任的。讓他擔任“副院長”，為了更好地發(fā)揮錢學森的科研才能，讓他專心致志地領導科研工作。領導數(shù)萬人的龐大機構(gòu)，還要組織全國大協(xié)作，對錢學森這樣的大科學家來說，即使有能力勝任，中央也不可能讓他把大量精力浪費在繁瑣的行政事務之中。畢竟在當時的中國，指揮過千軍萬馬和大兵團作戰(zhàn)的人才并不鮮見，但精通導彈的世界頂級科學家僅此一人。

　　但是，錢學森去世后，全國大小媒體在介紹錢老生平時，“不約而同”地“遺漏”或“回避”了他曾任五院副院長的經(jīng)歷。難道是這一經(jīng)歷不重要而不值一提嗎？那段時光正是中國導彈研制事業(yè)的收獲季節(jié)，也是錢學森一生成就的頂峰。在錢學森“降職”后的十年間，我國“兩彈一星”事業(yè)捷報頻傳，戰(zhàn)果輝煌，可見錢學森“降職”并非壞事，無論是我國的火箭、導彈研制事業(yè)，還是錢學森個人的作用并未因此受到消極影響。人們沒有因為錢學森是副職而忽視他的巨大貢獻，他的卓越功勛舉國公認，家喻戶曉，誰不知錢學森是中國“火箭之父”和“航天之父”？當年五院和七機部的正職反而鮮為人知，也難怪眾多媒體會一致“遺漏”錢老的“降職”經(jīng)歷。

　　“學而優(yōu)則仕”是中國知識分子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意識。萬般皆下品，惟有當官高。學者從政，天經(jīng)地義。許多學者在勇攀科學高峰之后，不去選擇更高的山峰，挾余勇而攀之，而是激流勇退，走上了仕途。時下流行“學者型領導干部”，不少學者舍學業(yè)而逐政績，學術上半途而廢，實在可惜。中國從來就不缺官員，而缺學者，尤其是缺自然科學領域的大學者，像錢老這樣的大科學家更是鳳毛麟角。如果當年毛澤東、周恩來等第一代中央領導人不是英明地讓錢老“降職”，而讓錢老在仕途上步步高升，不知中國“兩彈一星”事業(yè)會受何影響？錢老曾對溫家寶總理建言，要改革中國的教育制度，因為中國現(xiàn)行的教育制度培養(yǎng)不出優(yōu)秀科技人才。像錢學森、楊振寧、李政道這樣的大科學家是舊中國和外國教育制度的產(chǎn)物。新中國成立已經(jīng)60年，卻無一人問鼎諾貝爾獎。教育制度改革固然重要，但“學而優(yōu)則仕”的傳統(tǒng)意識不消除，即使培養(yǎng)出了優(yōu)秀科技人才，他們棄學業(yè)而奔仕途，還是枉然。

　　魏碧海（作者系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