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財狂》演出劇照,右二為曹禺。
20世紀20年代初,我進入天津南開中學讀書。南開中學每到校慶和歡送畢業(yè)同學時,都要演戲慶祝,成為一種傳統(tǒng)。我大約在15歲時就加入了南開新劇團,演過很多戲。當時的風氣,男女不能同臺。我在中學時多半扮演女角色。我演的頭一個女主角戲是易卜生寫的《國民公敵》。那時正是諸玉璞當直隸督辦,正當我們準備上演時,一天晚上張伯苓得到通知說“此戲禁演”。
原來這位直隸督辦自認是“國民公敵”,認為我們在攻擊他,下令禁演。等他倒臺后,此戲才得以演出,很受歡迎。
1928年10月公演了易卜生的名劇《娜拉》,由我扮演娜拉。后來我演《新村正》,這是南開新劇團自己寫的劇本,故事情節(jié)我忘了,記得我還改寫過一遍,那時我已上高中,不是男扮女角,而是男女合演了。
南開新劇團經(jīng)常介紹外國戲,有的加以改編,成為中國可能發(fā)生的故事,人物也都中國化了,但主題思想不加更改。這樣做,是為了適合我們的舞臺條件和觀眾的接受能力。如我改編過17世紀法國偉大喜劇家莫里哀的《吝嗇鬼》(即《慳吝人》)。戲名改為《財狂》,由我扮演主角!敦斂瘛吩谀祥_瑞庭禮堂公演,轟動了華北文藝界,天津《大公報》還出了紀念特刊。
南開新劇團對我的影響很大。我原想學醫(yī),兩次投考協(xié)和醫(yī)學院,都沒考上;后來考入南開大學學政治,但是學不進去。在南大和以后在清華大學時,我得到圖書館的許可,可以進入書庫,在那里瀏覽較廣,從有關(guān)先秦哲學的簡單著述,到淺近的有關(guān)馬克思學說的書,更多的是讀中外文學和戲劇書籍。由于南開和清華大學的環(huán)境,我得到一些知識。南開新劇團的活動,啟發(fā)了我對戲劇的興趣,慢慢離開學科學的打算,終于走上從事戲劇的道路。
我很留戀青年時代在天津的這段生活。我從15歲至今天(72歲),一直從事戲劇工作。南開新劇團是我的啟蒙老師:不是為了玩,而是借戲講道理。它告訴我,戲是很嚴肅的,是為教育人民、教育群眾,同時自己也受教育。它使我熟悉舞臺,熟悉觀眾,熟悉應(yīng)如何寫戲才能抓住觀眾。戲劇有它自身的內(nèi)在規(guī)律,不同于小說或電影。掌握這套規(guī)律的重要途徑,就是舞臺實踐。因此,如何寫戲,光看劇本不行,要自己演;光靠寫不成,主要在寫作時知道在舞臺上應(yīng)如何舉手投足。當然劇作家不都是走我這樣的道路。
體驗生活是近來才有的詞,我寫《日出》、《雷雨》當然也得體驗生活。
這兩個戲的故事情節(jié)都是我天天聽得見、看得到的親戚、朋友、社會上的事。
有人說《雷雨》的故事是影射周學熙家,那是無稽之談。周家是個大家庭,和我家有來往,但事件毫無關(guān)系,只不過是借用了一下他們當年在英租界的一幢很大的、古老的房子的形象。寫魯貴的家,取材于老龍頭車站(東車站),一道鐵道柵欄門以外的地方,過去,那個地方很臟!独子辍返膭”咀詈笫窃谇迦A寫完的。
《日出》一劇,事情完全在天津,當然和上海也有關(guān)系,如寫交際花一類的事。地點也可以說基本是在天津惠中飯店,另外是南市“三不管”一帶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妓院。翠喜、小東西是確有其人的。妓女們的心腸都很好,都有一肚子苦水。我不敢獨自到那些地方去。當時的天津是暗無天日的地方,動刀殺人,無奇不有。我是由朋友帶去的,讀書人跑到那里去,很不容易。
我接觸了許多黑暗社會的人物,慢慢搞熟了,才摸清里邊的事。不過很難。
《日出》中砸夯,是天津地道的東西。工人是很苦的,那時蓋房子、打地基,沒有機器,一塊大鐵餅,分四個方向系繩,由四個人用力舉起,然后砸下,一面勞動,一面唱,節(jié)奏感很強,唱起來也滿有勁。他們唱的都是一段段故事,也有即興打趣的內(nèi)容。我一看就是兩三個小時,寫在《日出》里的夯歌,是我自己編的詞。
天津的話劇活動并不只是南開中學一家活躍,很多中學都在演戲,匯文中學、新學書院,還有一個外國的女子學校都在演。黃佐臨是新學書院院長,他是很有名的戲劇導演,他的女友丹妮用英語演莎士比亞的《如愿》,由他親自導演,還請我去看過。
天津的話劇運動在“五四”以前就開始了,周恩來同志就是當年南開編演新劇的積極分子。1915年南開學校十一周年時,他參加演出新劇《一元錢》,獲得很大成功。我比周恩來小12歲,在學校時沒有見過他的面。后來我聽說鄧穎超同志也演過戲,我看見過她扮演男角色的照片。那時南開中學男生扮演女角,女中部是女生演男角,男女不能同臺。再早的時候,革命黨人王鐘聲,1907年在上海組織新劇劇團春陽社,上演《黑奴吁天錄》,1909年帶領(lǐng)劇團北上,曾在當年日租界下天仙戲院演出《愛國血》、《秋瑾》、《徐錫麟》等愛國的、反帝反封建的、反袁世凱的戲。這些戲都是劉木鐸編寫,由王鐘聲導演,極受觀眾歡迎。這是天津最早的話劇運動。后來王鐘聲被袁世凱的親信張懷芝殺害。
天津是革命話劇發(fā)祥的地方,對戲劇發(fā)展很有貢獻。當初搞話劇運動資料的同志們不知道北方也貢獻不小的力量。周總理曾經(jīng)一再對我談,要把天津和北方其他各地的早期戲劇運動寫上去。都怪我太忙了,沒有做。現(xiàn)在天津市政協(xié)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注意到這個問題,是很好的。周總理也和戲劇家鳳子談過:“為什么北方這么重要的戲劇活動一點都不談呢?”天津造就了很多人才,天津話劇運動的貢獻是值得一提的。
曹 禺(摘自《中國話劇先行者張伯苓、張彭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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