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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碩士的母女情和悔恨淚--原“法輪功”癡迷者何玉紅的一封信

2001年2月20日 11:09

  新華社記者李煦、徐江善

  “法輪功”讓練習者放棄親情,只寄情李洪志。今年29歲、畢業(yè)于清華大學的碩士研究生何玉紅曾是一個正直善良、學習上進、勇于直面人生的好女孩,但自從練習“法輪功”后,她3次向單位領導提出辭職,4次被公安機關依法收容,母親為她8次進京。面對母親的關愛,她一心“護法”,冷酷無情。天安門廣場自焚事件發(fā)生后,在血淋淋的事實教育下,她幡然悔悟,流下了悔恨的淚水。

  記者近日在北京與何玉紅進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長談,征得她的同意,現將她寫的一封信公之于眾:

  與同齡人相比,我經歷了一條非比尋常的成長之路。5歲那年,我患了局限性硬皮病,此后導致右側顏面萎縮、發(fā)黑。這是一種疑難病,沒有理想的醫(yī)治方法。父母為了給我治病,想盡辦法,但依然無能為力。

  從小到大,求醫(yī)一直伴隨著求學的過程。1995年,我考入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攻讀碩士學位。1998年6月,我接觸到了“法輪功”,開始練功后病患有了改善,這使我對“法輪功”的堅信程度逐漸加深,對李洪志說的每一句話都深信不疑。我如饑似渴地讀著“大法”書籍,相信李洪志拋出的“圓滿”誘餌,對自己外貌上的缺欠也逐漸變淡。

  1999年7月,政府依法取締“法輪功”后,我的內心很痛苦。我想我什么都不要也得跟李洪志走。現在想起來,這是一種多么自私的行為,為了自己的“圓滿”,我置單位的利益于不顧,置父母的關愛于不顧。

  8月中旬,單位組織去北戴河旅游,領導同事都很關心我,苦口婆心地勸我同行,可我一意孤行,決心辭職“護法”。我偷偷留下一封辭職書,和另一個癡迷者來到天安門,最后進了天安門的派出所。在我離開后,單位領導和同事們急得團團轉。當天夜里,單位4個領導來派出所接我,沒有說一句責備的話。

  領導告訴我,你的父母已經從老家來了,我馬上想到這是給我過親情關了。在單位會議室里,我見到了父母。母親又是愛,又是恨,又是罵,又是勸;父親則老淚不止,一言不發(fā)?墒俏覅s面無表情,一滴眼淚未曾落下。回單位后,我寫了兩份檢查,但內心卻想:“護法”是最神圣的。

  為了修煉“法輪功”,我第二次寫了辭職書。領導和同事們依然沒有放棄對我的挽救,年邁的母親又一次千里迢迢趕到北京,在我和單位之間奔走。最后,我同意撤回辭職書,主要是為了自己還能保持一個“學法練功”的環(huán)境。單位對我很寬松,沒有給我任何壓力,希望我能有一個慢慢認識的過程,這種關心不是親人又勝似親人。而我卻沒有為單位著想,一來二去,工作上的課題延期了,直至春節(jié)前才把課題報告整理完畢。

  2000年春節(jié)過后,我與其他癡迷者見面,看一些“大法”材料,心里又受了“震動”。這一次,我主動找領導聲明自己要出去“練功”、“護法”。母親第三次趕到北京,這一次我真是鐵石心腸,任何人都無法勸阻。領導只好同意,當天我辦好辭職手續(xù)。之后,母親陪我找房子,搬離了單位集體宿舍。50多歲的老人,應該享受兒女孝心的時候,卻為我打點行裝,搬運東西,上樓下樓忙了一天?墒悄赣H絲毫怨言都沒有,只希望我能早日脫離“法輪功”。

  租了新居,我仍然不能安分守已,跑出去“練功”,與其他癡迷者見面,母親一個人在屋里整天哭。后來母親怕我走到政府的對立面,懷疑我的精神是否出了毛病,只好請求當地派出所看著我,這樣我被送到了看守所。母親將自己心愛的女兒送進看守所,如果不是過度絕望,有哪位母親會這樣做呢?

  我從看守所出來后,勸母親回老家,母親只好同意了。為了減輕負擔,我讓母親把我絕大多數東西都帶回老家,只留了一點行李和衣物。我不敢想像母親為我打點行包時的心情。當年,送我們兄妹3個上大學,送我讀研究生時,她是何等欣喜與自豪,而這一次又是何等悲涼與絕望。這一切都是我的自私造成的,一心為了自己所謂的“修煉”,而心境卻遠遠不如遠離“法輪功”的人。

  后來聽母親說,回家后她天天不出門,守在電話旁想聽到我的消息。2000年3月“兩會”期間,我送交“上訪信”再次被抓,被老家大連公安局駐京辦收容。母親趕到北京將我接回老家。

  去年“十一”期間,“法輪功”練習者又嚷嚷著要進京。我在家里坐立不安,生怕有什么場面被錯過,便從家里逃了出來,后因散發(fā)傳單被勞教。到勞教所后,經過反省加上干警們的幫助,我才猛醒自己做了一場白日夢!皥A滿”不存在了,我一下子明白自己應腳踏實地做一個人,做一個為了別人的人。以前,我是有所求做好人,現在我要脫胎換骨,發(fā)自內心無條件做好人。

  “法輪功”癡迷者在天安門廣場自焚的電視新聞我看了兩遍,每次看后都情不自禁地拿起筆,寫下自已的感受。那些癡迷者不僅殘害了自己的生命,也撕下了李洪志“真、善、忍”的假面具。我發(fā)自內心地感謝黨和政府,如果不是政府的及時挽救,我也可能走上絕路。

  其實,回想起來,關于我的心靈癥結,早就有人點撥過。母親曾說:“你既然不執(zhí)著這個,不執(zhí)著那個,為什么不把對李洪志的執(zhí)著也放下呢?”“從小到大你都不是壞人,怎么偏要學‘法輪功’才能做好人呢?那么多老師教你,你都不聽,偏偏聽李洪志的!”(轉自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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