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李煦、徐江善

　　“法輪功”讓練習者放棄親情，只寄情李洪志。今年29歲、畢業(yè)于清華大學的碩士研究生何玉紅曾是一個正直善良、學習上進、勇于直面人生的好女孩，但自從練習“法輪功”后，她3次向單位領導提出辭職，4次被公安機關依法收容，母親為她8次進京。面對母親的關愛，她一心“護法”，冷酷無情。天安門廣場自焚事件發(fā)生后，在血淋淋的事實教育下，她幡然悔悟，流下了悔恨的淚水。

　　記者近日在北京與何玉紅進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長談，征得她的同意，現(xiàn)將她寫的一封信公之于眾：

　　與同齡人相比，我經(jīng)歷了一條非比尋常的成長之路。5歲那年，我患了局限性硬皮病，此后導致右側(cè)顏面萎縮、發(fā)黑。這是一種疑難病，沒有理想的醫(yī)治方法。父母為了給我治病，想盡辦法，但依然無能為力。

　　從小到大，求醫(yī)一直伴隨著求學的過程。1995年，我考入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攻讀碩士學位。1998年6月，我接觸到了“法輪功”，開始練功后病患有了改善，這使我對“法輪功”的堅信程度逐漸加深，對李洪志說的每一句話都深信不疑。我如饑似渴地讀著“大法”書籍，相信李洪志拋出的“圓滿”誘餌，對自己外貌上的缺欠也逐漸變淡。

　　1999年7月，政府依法取締“法輪功”后，我的內(nèi)心很痛苦。我想我什么都不要也得跟李洪志走�，F(xiàn)在想起來，這是一種多么自私的行為，為了自己的“圓滿”，我置單位的利益于不顧，置父母的關愛于不顧。

　　8月中旬，單位組織去北戴河旅游，領導同事都很關心我，苦口婆心地勸我同行，可我一意孤行，決心辭職“護法”。我偷偷留下一封辭職書，和另一個癡迷者來到天安門，最后進了天安門的派出所。在我離開后，單位領導和同事們急得團團轉(zhuǎn)。當天夜里，單位4個領導來派出所接我，沒有說一句責備的話。

　　領導告訴我，你的父母已經(jīng)從老家來了，我馬上想到這是給我過親情關了。在單位會議室里，我見到了父母。母親又是愛，又是恨，又是罵，又是勸；父親則老淚不止，一言不發(fā)�？墒俏覅s面無表情，一滴眼淚未曾落下。回單位后，我寫了兩份檢查，但內(nèi)心卻想：“護法”是最神圣的。

　　為了修煉“法輪功”，我第二次寫了辭職書。領導和同事們依然沒有放棄對我的挽救，年邁的母親又一次千里迢迢趕到北京，在我和單位之間奔走。最后，我同意撤回辭職書，主要是為了自己還能保持一個“學法練功”的環(huán)境。單位對我很寬松，沒有給我任何壓力，希望我能有一個慢慢認識的過程，這種關心不是親人又勝似親人。而我卻沒有為單位著想，一來二去，工作上的課題延期了，直至春節(jié)前才把課題報告整理完畢。

　　2000年春節(jié)過后，我與其他癡迷者見面，看一些“大法”材料，心里又受了“震動”。這一次，我主動找領導聲明自己要出去“練功”、“護法”。母親第三次趕到北京，這一次我真是鐵石心腸，任何人都無法勸阻。領導只好同意，當天我辦好辭職手續(xù)。之后，母親陪我找房子，搬離了單位集體宿舍。50多歲的老人,應該享受兒女孝心的時候，卻為我打點行裝，搬運東西，上樓下樓忙了一天。可是母親絲毫怨言都沒有，只希望我能早日脫離“法輪功”。

　　租了新居，我仍然不能安分守已，跑出去“練功”，與其他癡迷者見面，母親一個人在屋里整天哭。后來母親怕我走到政府的對立面，懷疑我的精神是否出了毛病，只好請求當?shù)嘏沙鏊�看著我，這樣我被送到了看守所。母親將自己心愛的女兒送進看守所，如果不是過度絕望，有哪位母親會這樣做呢？

　　我從看守所出來后，勸母親回老家，母親只好同意了。為了減輕負擔，我讓母親把我絕大多數(shù)東西都帶回老家，只留了一點行李和衣物。我不敢想像母親為我打點行包時的心情。當年，送我們兄妹3個上大學，送我讀研究生時，她是何等欣喜與自豪，而這一次又是何等悲涼與絕望。這一切都是我的自私造成的，一心為了自己所謂的“修煉”，而心境卻遠遠不如遠離“法輪功”的人。

　　后來聽母親說，回家后她天天不出門，守在電話旁想聽到我的消息。2000年3月“兩會”期間，我送交“上訪信”再次被抓，被老家大連公安局駐京辦收容。母親趕到北京將我接回老家。

　　去年“十一”期間，“法輪功”練習者又嚷嚷著要進京。我在家里坐立不安，生怕有什么場面被錯過，便從家里逃了出來，后因散發(fā)傳單被勞教。到勞教所后，經(jīng)過反省加上干警們的幫助，我才猛醒自己做了一場白日夢�！皥A滿”不存在了，我一下子明白自己應腳踏實地做一個人，做一個為了別人的人。以前，我是有所求做好人，現(xiàn)在我要脫胎換骨，發(fā)自內(nèi)心無條件做好人。

　　“法輪功”癡迷者在天安門廣場自焚的電視新聞我看了兩遍，每次看后都情不自禁地拿起筆，寫下自已的感受。那些癡迷者不僅殘害了自己的生命，也撕下了李洪志“真、善、忍”的假面具。我發(fā)自內(nèi)心地感謝黨和政府，如果不是政府的及時挽救，我也可能走上絕路。

　　其實，回想起來，關于我的心靈癥結，早就有人點撥過。母親曾說：“你既然不執(zhí)著這個，不執(zhí)著那個，為什么不把對李洪志的執(zhí)著也放下呢？”“從小到大你都不是壞人，怎么偏要學‘法輪功’才能做好人呢？那么多老師教你，你都不聽，偏偏聽李洪志的！”(轉(zhuǎn)自新華社)